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不至于发出笑声来。

即使是新教国家普鲁士，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伟大的爱国领袖，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他们如今都被贴上了“危险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家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被迫每隔一段时间向警察汇报自己的状况。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都发泄到年轻一代的身上，对他们非常苛刻。当一群学生在古老的瓦特堡，吵吵嚷嚷但无伤大雅地庆祝宗教改革300周年时，敏感的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可怕的革命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鲁莽地杀死了一个在德国执行公务的俄国间谍后，普鲁士各大学受到警察的监视，教授们未经任何形式的审讯，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就显得更加可笑了。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恢复过来，又逐渐患上了忧郁症。他十分清醒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成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因此，他对西方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开始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把兴趣放在君士坦丁堡，那个古老的圣城曾经是斯拉夫人的启蒙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亚历山大越发努力工作，但成绩却越来越差。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把整个俄国变成了一个军事营地。

这不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我认为，让你们更深入了解这段历史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倒行逆施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