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家庭的命运。

临床试验的第一个患儿，是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叫乐乐。

乐乐的父母带着他从外地赶来北京，住在医院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

乐乐不会走路，不会坐，甚至连抬头都很困难。他瘦得像一只小猫，皮肤苍白，眼睛却很亮。

朱晓娟去病房看他的时候，乐乐正躺在妈妈的怀里，努力地朝她笑。

那一笑，让朱晓娟的心揪了一下。

她想起自己的妹妹。想起那些梦。想起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跨越了无数岁月的羁绊。

“乐乐，”她蹲下来，轻声说，“阿姨会治好你的。”

乐乐的眼睛亮了。

治疗的那天，朱晓娟站在实验室里，看着监控屏幕上乐乐的生命体征数据。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这是她这辈子最紧张的一次。比高考紧张，比博士答辩紧张，比见投资人紧张。

朱晓玉站在她旁边，握住她的手。

“姐，会成功的。”

朱晓娟没有说话。

六个小时后，治疗结束。

乐乐被推出手术室，送回病房。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

一天，两天，三天。乐乐的体征平稳，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一周后，乐乐的手指动了一下。

两周后，乐乐能自己抬头了。

一个月后，乐乐能坐了。

两个月后，乐乐能爬了。

三个月后，乐乐能站了。

六个月后，乐乐迈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步。

那天，朱晓娟在实验室里，收到乐乐妈妈发来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乐乐扶着沙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然后松开手，朝着镜头迈出了一步。

一步。

只有一步。

但这一步，是一个孩子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一步，是一个家庭从绝望中走出来的一步，是一个科学家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步。

朱晓娟看着那段视频，哭了。

她很少哭。从小到大，她哭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但这一次，她哭得稀里哗啦。

朱晓玉推门进来，看到她哭，吓了一跳：“姐！你怎么了？”

朱晓娟把手机递给她。

朱晓玉看完视频，也哭了。

姐妹俩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抱头痛哭。

哭了十分钟，朱晓娟忽然停下来，擦了擦眼泪：“别哭了。还有工作。”

朱晓玉也擦了擦眼泪：“你就不能让我多哭一会儿？”

朱晓娟站起来，伸出手。

朱晓玉拉住她的手，站起来。

“姐，我们是不是很厉害？”

朱晓娟想了想：“还行。”

朱晓玉笑了：“还行就是很厉害的意思，对吧？”

朱晓娟没有回答，转身走向实验台。

但她的嘴角，翘得比任何时候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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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十年

创业十年，“双生生物”已经成为了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

公司研发的基因治疗药物已经获批上市，拯救了上千名罕见病患儿的生命。公司在中关村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大楼，员工超过五百人。

朱晓娟依然是cSo，但她已经不再亲自做实验了。她带领着一个庞大的研发团队，负责公司的技术战略。

朱晓玉依然是cEo，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和战略决策。

她们的身家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十亿。

但她们的生活，和十年前没什么区别。

朱晓娟还是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走。她的办公室里没有豪华的装饰，只有满墙的文献和实验数据。

朱晓玉还是每天在外面跑，见客户、见投资人、见合作伙伴。她的嗓子还是经常是哑的。

她们还是住在同一栋公寓里——不同楼层，但同一栋楼。

每天早上，朱晓玉会去敲朱晓娟的门：“姐，吃早饭了。”

每天晚上，朱晓娟会去敲朱晓玉的门：“早点睡。”

朱建华和刘芳从东北搬到了北京，住在离公司不远的一个小区里。

朱建华的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他每天早上在小区里遛弯，跟邻居吹牛：“我两个闺女，都是博士，开公司的！上过电视！”

刘芳在旁边翻白眼：“你能不能低调点？”

朱建华嘿嘿笑：“低调什么？我闺女厉害，我凭什么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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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四十岁

四十岁那年，朱晓娟和朱晓玉做了一件事。

她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支持罕见病的研究和治疗。

基金会的名字叫“双生基金”。

成立仪式上，朱晓玉站在台上，面对台下几百个人，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和我姐姐是双胞胎。我们从同一个子宫里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读同一所学校，学同一个专业，开同一家公司。有人说我们是‘连体婴儿’，分不开的那种。”

台下笑了。

朱晓玉继续说：“但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么幸运。有些孩子从一出生，就带着罕见的遗传病。他们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跑遍了全国的医院，只为了让孩子多活一天。”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姐姐研发的那种药，救了很多这样的孩子。但我姐姐说，还不够。世界上有七千多种罕见病，有药可治的不到百分之五。所以我们要做更多。”

她看向台下的朱晓娟。

朱晓娟坐在第一排，安安静静地看着她。

朱晓玉说：“我姐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她说，聪明没有用，善良才有用。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聪明，去做善良的事。”

台下掌声雷动。

朱晓娟站起来，走上台。

她站在妹妹旁边，对着话筒说了一句话：

“我妹妹说得对。”

然后她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