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复杂。张学良利用自己懂英语、懂日语的便利，直接与各国领事打交道。他态度强硬，但又不失灵活。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让步，什么时候该坚持。各国领事对他刮目相看，说他“不像一个军阀的儿子，倒像一个成熟的外交官”。

在天津期间，张学良网罗了一批人才。他从北京、天津的大学里招聘了一批教授和学者，充实到自己的幕僚团队中。他还从关内请来了一批有经验的地方官员，帮助他治理天津。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叫胡适的人。胡适是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着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张学良仰慕他的学问，专门请他到天津做客。他们在天津的官邸里谈了一整天，从文学到哲学，从政治到经济，从中国到世界。胡适惊讶地发现，这个年轻的军阀，竟然读过他的书，而且理解得很深。

“少帅，”胡适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见识的军人。”

张学良笑了：“胡先生过奖。我只是喜欢读书。”

胡适摇头：“不是读书的问题。是悟性的问题。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什么都不懂。你读过的书，都变成了你的智慧。”

张学良没有说什么。他知道，他的智慧不是从书里来的，是从无数前世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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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内斗

1925年，奉系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权力斗争。

张作霖进京后，把东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杨宇霆。杨宇霆是张作霖的老部下，精明能干，但野心勃勃。他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认为他只是一个靠父亲上位的公子哥。

杨宇霆在东北大肆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他把郭松龄调离了军队，安排了一个闲职。他还削减了张学良部队的军饷和装备，把资源都倾斜到自己的嫡系部队。

张学良知道后，非常愤怒。他去找张作霖，但张作霖正在北京忙着当“大元帅”，顾不上东北的事。他给父亲写信，张作霖回信说：“小六子，杨宇霆是老部下，有功于张家。你让着他点。”

张学良把信撕了。他知道，父亲老了，心软了，不愿意得罪老部下。但他不能忍。杨宇霆削他的兵权，就是削他的命。在这个乱世，没有兵权，就没有一切。

郭松龄也忍不住了。他找到张学良，说：“少帅，杨宇霆在东北胡作非为，再这样下去，奉军就完了。我们不能再忍了。”

张学良看着他：“你想怎么办？”

郭松龄犹豫了一下：“反了他。”

张学良沉默了很久。他知道，郭松龄说的是对的。杨宇霆不倒，奉军就没有希望。但反杨宇霆，就是反父亲。他下不了这个决心。

“再等等，”他说，“会有机会的。”

1925年11月，机会来了。郭松龄在滦州发动兵变，通电全国，要求张作霖下野，杨宇霆辞职。他率领七万大军，出山海关，直扑奉天。张作霖在北京听到消息，大惊失色。他急忙调兵遣将，但奉军的主力都在关内，一时调不回来。

张学良被派去平叛。他带着自己的部队，从天津出发，赶往东北。他不想打郭松龄。郭松龄是他的老师，是他的朋友，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但他必须打。因为郭松龄反的不是杨宇霆，是张作霖。他的父亲。

两支军队在巨流河两岸对峙。郭松龄的部队士气高昂，势如破竹。张学良的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很多将领劝张学良投降，说郭松龄是正义的，杨宇霆是该杀的。张学良摇头：“我不能反我爹。”

战斗打响了。张学良的部队且战且退，节节败退。郭松龄的部队步步紧逼，眼看着就要打到奉天。张作霖急得团团转，甚至做好了逃往大连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介入了。关东军司令部致电郭松龄，要求他停止进攻，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措施”。郭松龄没有理会，继续进攻。日本人撕下了伪装，出动飞机、坦克、大炮，协助张学良的部队作战。郭松龄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溃不成军。郭松龄被俘，被处决。

张学良站在巨流河岸边，看着河面上漂浮的尸体，沉默了很久。他赢了，但他一点也不高兴。他想起郭松龄临死前说的话：“少帅，我没有反你。我反的是杨宇霆，是腐败，是落后。这个国家，需要改变。”他的眼泪流下来。

“茂宸，”他轻声说，“你说得对。这个国家，需要改变。但我不能反我爹。我不能。”

他知道，这是他这一世最大的弱点。他太在乎父亲了。他不能反抗父亲，不能背叛父亲，不能让父亲失望。这是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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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杀杨

1928年，皇姑屯。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学良在天津听到消息，整个人都懵了。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赵一荻站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一句话都不说。她知道，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他需要时间，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他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站起来，对赵一荻说：“一荻，我要回奉天。”

她点头：“我跟你回去。”

他摇头：“不。你先留在天津。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

她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点头：“好。我等你。”

他换上一身便服，带着几个亲信，悄悄地离开了天津。他坐火车，经过山海关、锦州，到达奉天。一路上，他一句话都不说，只是看着窗外的田野发呆。他想起父亲，想起他的笑容，想起他的骂声，想起他拍着自己肩膀说“好小子”的样子。他的眼泪无声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