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三日，文廷贵飞赴夏威夷。

　　第二天，在美国国务卿帕克斯与二十多个国家大使的见证下，文廷贵与喜田多一郎正式签署了《中国与日本停止东海争端军事冲突全面协议》，正式宣布永久性停火。随后傅秀波与日本明裕天皇在该协议上签字，标志着中日双方正式放弃军事行动，将在已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纷争。

　　当然，这不是战争爆发前的基础。

　　按照协议约定，中国将收回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双方对东海专属经济区提出的主权要求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在争议海域内，双方享有同等的捕捞权，并且由双方渔业机构商讨决定捕捞限额。

　　最重要的是，中国放弃了赔款等要求。

　　只是，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份停战协议，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

　　虽然双方都承诺通过谈判解决纷争，但是没有保证谈判不会破裂。此外，美国也以停战谈判组织国的身份，出面承诺维护东海的和平与稳定，可是美国不可能公平公正，和平也就不会长久。

　　当天，就有新闻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与其说是一份停战协议，还不如说就此吹响了中日全面军备竞赛的号角。

　　签署协议后，文廷贵当天就离开了夏威夷。

　　喜田多一郎没有返回东京，而是与帕克斯进行了秘密会晤，随后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涉及到数百亿军事订单的军火合同。

　　虽然直到离任前，喜田多一郎才公布了这份合同，但是从七月底开始，美国就在为日本提供重建军事力量的武器装备。

　　文廷贵也没有回国，而是顺道访问了一些“友好国家”。

　　名为顺道，实际上绕了地球一圈。他出访的第一站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然后去了阿根廷与智利，到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北苏丹与埃及转了一圈之后，又去了欧洲，先后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奥地利与波兰进行了国事访问，飞到莫斯科之后又与俄罗斯总统进行了单独会晤，然后经伊朗、沙特与巴基斯坦回国。在此期间，易援朝还对泰国、缅甸与东帝汶进行了国事访问。

　　如此密集的外交行动，主要就是为了收获战争果实。

　　在委内瑞拉，文廷贵拿到了一份总价值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军火订单。在比勒陀利亚，他与南非总统签署了数份意义重大的经贸合同，其中包括与南非共同开发一种面向国际市场的轻型战斗机。到了欧洲，文廷贵与法德意等国首脑商讨了中欧长远合作的问题，承诺积极推动中欧贸易与民间往来。在莫斯科，文廷贵则拿军事技术换到了大批资源，双方均承诺在未来十年之内，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五千亿美元。在伊朗与巴基斯坦，更是获得了金额极为可观的军火合同，巴基斯坦还主动提出增加在中巴军事项目上的投资。在沙特，文廷贵打开了这个由美国长期霸占的军火市场，不但与沙特国王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还用军火换来了油田开采权。

　　事实上，文廷贵最大的收获就在伊朗与沙特。

　　在德黑兰，文廷贵通过帮助伊朗完善国防工业，得到了最为重要的回报，即伊朗接受人民币为石油与天然气的结算货币。说得简单一点，中国从伊朗采购石油与天然气，将不再支付欧元。更重要的是，支付给伊朗的人民币，最终将通过帮助伊朗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而流回中国。

　　在利雅得，文廷贵也取得了相似的外交成果。

　　不同的是，沙特是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用来从中国采购商品，并没有与中国签署建设方面的合同。

　　半年后，傅秀波在访问加拉加斯的时候，与委内瑞拉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这些直接与大宗商品挂钩的金融协议，可以看成是中美对抗的另外一种方式。

　　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有伊朗把欧元当成石油与天然气贸易的结算货币，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均以美元进行结算。

　　更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通过与石油挂钩，美元才保住了霸权地位。

　　如果与石油脱离关系，作为美联储开出的白条，美元的真实面貌将无处可藏，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必然遭到动摇。

　　金融斗争也是战争，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军事冲突。

　　当然，这场战争更加漫长。

　　八月中旬，文廷贵回到北京时，黄峙博已经向傅秀波提交了军事科技发展报告，明确了具体问题。

　　牧浩洋负责海军事务，也就负责起草与海军有关的科研项目。

　　按照牧浩洋提出的科研发展规划，通信、信息获取手段、指挥网络与电磁对抗能力最为重要。

　　显然，这不仅仅是海军的问题，也是陆军、空军与二炮的问题。

　　在具体层面上，海军最需要重点发展的就是远洋兵力投送能力，即能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涉及到具体问题，做主的就不是牧浩洋了。

　　七月底，腾耀辉调回总参谋部，负责海军发展。

　　虽然还不是海军司令，但是要不了几个月，他将出任海军司令，而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履行海军司令的职责。

　　毫无疑问，腾耀辉把重点放在了舰队上。

　　最初的时候，牧浩洋并不赞成这么做，因为在六月底的演习中，已经证明舰队在恶劣电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非常有限。此外，东海冲突也证明，在恶劣电磁环境下，舰队极易遭到空中打击。

　　问题是，没有任何一种海上力量的兵力投送能力超过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