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浩洋除了承认现实之外，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难题。

　　五月底，在牧浩洋主动提议下，黄瀚林答应对军事体制做出调整，成立由三军一兵参谋长组成的参谋长会议，由戚凯威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周渝生出任海军参谋长、母祁铁与庞跃龙分别担任空军与陆战队参谋长，牧浩洋以海军元帅身份出任战争部长，而参谋长会议直接向战争部负责。

　　如此一来，总参谋部实际上不存在了。

　　严格说来，是总参谋部转变为战争部，战争部长的主要工作，不再是指挥作战，而是策划与组织作战行动。

　　这个调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此之后，牧浩洋不再直接负责作战事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提出作战计划的参谋长进行军事组织。

　　说得形象一点，牧浩洋主要负责支持各军兵种作战，并且协调解决军兵种矛盾。

　　战后，有很多人认为，牧浩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甚至有人认为，这次组织结构调整起到了负面效果，比如降低了中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但是客观的讲，这次调整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军队内部的团结统一，更有效的调动了军队的积极性，也妥善合理的解决了军队内部的矛盾。

　　别忘了，在牧浩洋提出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时候，他与戚凯威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虽然在阶层上，牧浩洋是总参谋长，比戚凯威高了一级，因此有权力主导与决定所有战场上的作战行动，但是牧浩洋很有自知之明，即在地面战场上，他取代不了戚凯威，而且戚凯威也无法在海洋战场上取代他。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果他与戚凯威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迟早会酿成大祸。

　　事实上，军队高层的矛盾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如果牧浩洋与戚凯威能够齐心协力，中国军队在二零五三年就能扭转战局。办法很简单：在大陆战场上采取防御态势，仅保持较高的军事压力，不断消耗俄罗斯的有生力量，从而迫使美国出兵俄罗斯。以俄军的作战能力，中国陆军只需要在大陆战场上投入六个集团军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陆军将有大约八个集团军可以调用，算上陆战队的可用兵力，肯定能凑齐五十万地面部队，也就有能力攻打澳大利亚。

　　有理由相信，牧浩洋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说白了，他与戚凯威，必须有一个人做出让步，才能解决矛盾，而牧浩洋选择了自己做出让步。

　　问题是，牧浩洋必须放弃他所坚持的战略主张，即以太平洋为主战场。

　　当然，这也说不上放弃，只是做出了妥协，即在大陆战场取胜之前，太平洋战场只是次要战场。

　　事实上，战后很多人就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这些人看来，如果牧浩洋不是以妥协的方式与陆军和解，而是撤换戚凯威，恐怕结果会更好一些，毕竟陆军中并不缺乏顶替戚凯威的将才，比如魏成龙就有足够的能力取代戚凯威，可是在海军中，真正能够顶替牧浩洋的将领，要到两年之后才会出现。问题是，在二零五三年中期，牧浩洋肯定不可能让戚凯威下课，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黄瀚林也不会让他这么做。结果就是，牧浩洋只能主动让步，结束毫无意义的陆海之争。

　　当然，客观的讲，戚凯威也没有错。

　　要说什么的话，只能说戚凯威有不同的战略主张，而且坚信他的战略主张更优秀，并且极力坚持而已。

　　事实证明，戚凯威的战略主张确实也没有错。

　　从战略上讲，把重点放在大陆战场上，至少符合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即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型国家。从现实中来看，在大陆战场上取得胜利，能够带来非常直接的效果，即策动欧洲参战。

　　这一点，在六月初就显现了出来。

　　当时，戚凯威对大陆战场上的兵力部署做了调整，把攻占了马加丹的第六十五集团军与第一六五集团军抽调出来，派往西伯利亚战场，替换下了第三十八集团军与第十五空降集团军，随后由把第十六空降集团军派往哈萨克斯坦，充当第四十二集团军的预备队，摆出了在中亚开打的架势。

　　这一系列的调动，只是在为年底的战略进攻做准备。

　　只是，在此之前，就已产生影响。

　　六月十日，随着意大利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组建联合政府的法案，法德意三国成立联合政府已成铁板钉钉的事情。

　　当然，这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实权的联合政府。

　　从法理角度上讲，法德意三国还得进行全民公投，才能决定是否以联邦的形式建立一个崭新的欧洲国家。

　　只是，到了二零五三年中期，法德意三国的民意已经倾向于成立“欧国”。

　　原因很简单，如火如荼的世界大战，已经让所有欧洲人感觉到了威胁，更让欧洲人认清了现实。

　　在未来的世界中，松散的欧盟组织根本不可能捍卫欧洲的利益。

　　当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在对战争结果的预测上。

　　要知道，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欧洲人都看好美国，法国甚至出现了反政府骚乱，示威民众要求法国政府放弃亲华政策。可是到了二零五三年六月，随着中国在各个战场上反败为胜，欧洲民众对战争结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六月初的民调，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法国人、百分之六十二的德国人、百分之六十八的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