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乱了套。之前看起来像是盟军防线中最薄弱的部分，现在越看越像是一场埋伏。本该稀疏的雷区其实部署严密，脚下的流沙让他们举步维艰，而本该被轻易攻下的阿拉姆·哈尔法岭防守十分森严。隆美尔的战略错了，他的情报错了，他的间谍错了。

　　轰炸机从头上飞过。隆美尔爬出战壕。他的副手和军官们纷纷从隐蔽物下出来，再次围在他身边。他举起他的望远镜远眺沙漠。几十辆装甲车静静地停在沙漠里，其中好些辆正燃烧着熊熊烈火。隆美尔想，如果敌人进攻，我们可以和他们作战，但盟军安营扎寨，按兵不动，逐个消灭德军装甲坦克，就像在桶里抓鱼一样。

　　情况不妙。他的先锋部队离亚历山大城只有十五英里，但他们被困住了。十五英里啊，他想。再前进十五英里，埃及就是我的了。他看着身边的军官们。像往常一样，他们的表情是他自己表情的倒影，他看着他们的脸，就看到了他们所看见的他。

　　那是一张被打败了的脸。

　　他知道这是一场噩梦，但他没法从梦中醒来。

　　牢房六英尺长，四英尺宽，其中一半被一张床占据。床下放着一个夜壶。墙壁是光滑的灰色石块。一个小灯泡由一根电线吊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牢房的一头是一扇门。另一头是一扇小小的方形窗户，开在比眼睛略高的位置，透过窗户他能看见明亮的蓝天。

　　在梦里，他想：我要快点醒来，然后就没事了。我会醒过来，会有一个美丽的女人躺在我身旁，身下是丝质的床单。我会抚摸她的乳房——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欲火焚身——然后她会醒过来，吻我，我们会喝香槟……但他没法继续想象下去，他又回到了关于牢房的梦里。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人有节奏地敲着一个低音鼓，外面的士兵正踩着鼓点踏步。这鼓声太可怕，太可怕了，嘭嘭，嘭嘭，梆梆，鼓点，士兵，近在眼前的牢房的灰墙，遥远的诱人的蓝天，他太害怕，太恐慌，只好强迫自己睁开眼睛，他醒了过来。

　　他环视四周，迷惑不解。他醒了，醒得很彻底，毫无疑问，梦已经结束了，但他还在一间牢房里。六英尺长，四英尺宽，其中一半被一张床占据。他从床上起来，往床下看了看。那里有一个夜壶。

　　他站了起来。然后他安静而镇定地开始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

　　耶路撒冷，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艾琳：

　　我今天去了西墙，它也被叫作哭墙。我和其他很多犹太人一起站在它前面，祷告。我写了一张祈愿纸条，把它塞进墙上的一条缝里。愿上帝答应我的请求。

　　耶路撒冷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当然我过得并不舒适。我和其他五个男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有时我有一点儿活要干，在一个作坊里打扫，而我的一个室友，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帮木匠搬木头。我很穷，像以往一样，但现在我贫穷地生活在耶路撒冷，也比富裕地生活在埃及要好。

　　我坐在一辆英军卡车里穿越了沙漠。他们问我如果他们没有让我搭便车，我会怎么办。当我说我会走路时，我相信他们觉得我疯了。但这是我做过的最理智的事了。

　　我必须告诉你，我快死了。即使我请得起医生，我的病也治不好了，我只剩下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可活了。不要伤心。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幸福过。

　　我该告诉你我在祈愿纸条上写了什么。我请求上帝赐给我的女儿艾琳幸福。我相信他会的。

　　永别了，

　　你的父亲。

　　烟熏火腿被切成纸一样的薄片，卷成精致的圆筒。面包卷是自家烤的，那天早上新鲜出炉。玻璃罐子里盛着土豆沙拉，是用真正的蛋黄酱加上爽脆的碎洋葱做成的。有一瓶红酒，一瓶汽水，一袋橙子。还有一包香烟，他喜欢的牌子。

　　艾琳开始把食物放进野餐篮。

　　她刚把盖子合上，就听见了敲门声。她去开门之前摘下了围裙。

　　范德姆走了进来，关上身后的门，给了她一个吻。他伸出胳膊紧紧地抱着她，把她弄疼了。他总是这么做，总是弄疼她，但她从没抱怨过，因为他们差一点儿就失去了对方，现在他们在一起时总是心怀感激。

　　他们走进厨房。范德姆举起野餐篮，说：“天啊，你放了些什么在里面，皇冠吗？”

　　“有什么新闻？”艾琳问。

　　他知道她问的是沙漠里的战事。他说：“轴心国正在全面撤退，这是原话。”她想，他这些天来多放松啊。他说话的样子甚至都不一样了。他的头上出现了几丝白发，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我想你是那种老了之后更英俊的男人。”她说。

　　“等我牙掉光了再说吧。”

　　他们出门了。不知为什么，天空十分阴沉。艾琳走到马路上时惊讶地“喔”了一声。

　　“今天是世界末日。”范德姆说。

　　“我从没见过天空这个样子。”艾琳说。

　　他们骑上摩托，朝比利的学校驶去。天空变得更暗了。他们经过谢菲尔德酒店时，第一滴雨点落了下来。艾琳看见一个埃及人把手帕搭在他的毡帽上。雨点很大，每一滴都穿透了她的裙子打到肌肤上。范德姆让摩托掉了个头，停在酒店门口。他们下车时，大雨倾盆而下。

　　他们站在酒店的凉棚下，观看着这场暴雨。降水量十分惊人。几分钟之内，排水沟里的水就漫了出来，人行道被淹没了。酒店对面的商店店员蹚着水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