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喜欢把死尸丢给当局去处理。我喜欢在回到新奥尔良之后打开电脑，阅读验尸报告的全文。

　　突然，一辆警车缓缓从楼下驶过，打断了我的思绪。里面的警察正在谈论我的杀手，说他很快就要再次行凶，说他的星座已经各就各位，月亮也已升到合适的高度。攻击很可能一如既往，将要发生在海滨的一条小街。问题在于：他是谁？怎样制止他？

　　七点钟了。数字钟上的萤光符号显示七点，我自然也知道时间。我闭上双眼，把头稍微歪向一侧，酝酿情绪，准备全面施展我特别讨厌的魔力。首先是我的听力再次加强，就像扳动一部现代科学仪器的开关。顿时，世间的嗡嗡嘈杂变成地狱般的大合唱：充满着嘎嘎大笑和嚎啕大哭，充斥着谎言，痛苦的呻吟和胡乱的哀求。我捂住耳朵，仿佛这样就能制止这一切。最后，我关闭了这个功能。

　　渐渐地，我又看见人们的头脑中冒出无数模糊和重叠的思维意象，就像亿万只鸟儿摇曳着翅膀飞上天空。快给我那个杀手，把他的形象给我！

　　他出现了，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和我这间大相径庭，但距离这里只有两个街区。他刚从床上爬起来，廉价的衣衫皱巴巴的，粗糙的脸孔流着油污，伸出一只神经质的粗手去掏衬衣口袋里的香烟，然后又把它垂下——忘了把烟放在哪儿了。他是个胖子，脸上的五官没有棱角，目光充满呆呆的忧虑，或是淡淡的燠悔。

　　他并没想到穿得体面点去赴他渴望已久的“筵席”。现在他刚醒来，不堪噩梦重负的心脏狂跳不已，使他几乎垮掉。他使劲晃动全身，油腻腻的蓬松头发遮住倾斜的前额，两眼活像两盘黑玻璃球。

　　我在房间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地静静站着，继续跟踪此人。只见他走下通向后门的楼梯，走出房子，来到柯林斯林荫道绚丽的灯光下，路过布满尘灰的商店橱窗和凹陷的广告牌，向前走去，朝着他渴求的那个未经挑选却又在所难免的目标走去。

　　那位幸运的太太是谁？在城里的这同一个沉闷的地区，她穿过傍晚稀疏而情绪低落的人群，正在盲目但执着地朝这个可怕的人走过去。她手里提着的棕色纸袋里是不是装着一盒牛奶和一棵莴苣？她若是看见躲在角落里的凶手，会拔腿就跑吗？她会十分怀念自己盖在海边的老家吗？也许她曾经很心满意足地住在那里，可是却让建筑师和装饰商们把她赶离海边，住到那些布满裂缝、墙纸剥落的旅店。

　　这位龌龊的死亡天使在最终发现她后，又会怎么想呢？她会不会使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神话中的那位泼妇，将他打得失去知觉、恍若升入潜意识中的噩梦神殿？还是我们想得过多？我是说，有这样一类杀手，他们根本不把幻象与现实联系起来，无论记住什么，过几天准忘。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受害者不值得把命丢在他们手里，这些杀手都很值得让我会晤。

　　唔，我要在他伺机对她下手之前掏出他害人的心脏，他得把他的一切都交给我，乃至生命。

　　我缓缓走下搂梯，穿过华丽典雅、布满艺术品，富有杂志封面魅力的门厅。能像个凡人那样行走，推开一扇扇门，并遛到室外，这种感觉真好。我挟在晚间散步的人群当中，沿着人行道朝北走去，两眼自然地扫过那些重新修缮过的旅馆及附属的小咖啡屋。

　　等我走到街拐角时，人群稠密起来。在一间花稍的露天餐馆前面，几架巨型电视摄影机把镜头聚焦在一长条被大型白色路灯照得刺眼的人行道。数辆大卡车阻碍了交通，一排排小轿车缓缓停下来。摄影机周围稀稀疏疏地聚拢了一些孩子和老人，并不显得特别好奇，因为在南海滩这一带，架起摄影机拍电视片和影片是司空见惯。我避开灯光走，生怕它们照在我那特别容易反光的脸庞。我要是像那些皮肤给晒得黝黑、半裸的身躯穿着破棉布衫、散发着昂贵防晒油气味的人类就好了。我从人群中挤过去，走过街拐角，再次寻觅我的猎物，只见他正在飞快地走着，心中充满着幻觉，使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拖拉且凌乱的步伐。时间刻不容缓。我蹭蹭几步，窜上低矮的房顶。微风稍大了一点，也柔和了些。喧哗的人声、单调而自然的无线电声和风声全都变得轻柔。

　　在寂静中，我透过那些路过他的人的冷漠目光捕获他的形象；在寂静中，我看见他的幻想再次由萎缩的手脚以及打皱的面颊和胸膛组成。横亘在幻想和现实之间的那层薄膜正在崩裂。我跳在柯林斯大街旁的人行道上，动作快得好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可是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就像谚语中的那颗树，倒在杳无人迹的森林里。我迈着轻松的步伐，很快就追上那个也许是满怀杀机的年轻男子。我挤身穿过一群群挡住道路的不良少年，跟着我的猎物走进一家凉爽的大杂货店的玻璃大门。哈，里面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这个屋顶低矮的大“洞穴”里摆满了你能想像得到的各类包装好的保鲜食品，还有洗手间的卫生用品和装饰品等等，其中百分之九十在我出生的那个世纪根本不存在。

　　我讲的是诸如面纸、眼药水、塑胶扁平发夹、毡制粗头笔、用于涂抹人体各部位的各种油膏、五颜六色的洗涤剂、化妆品及染发液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些颜色以前从没见过，也就叫不出名来。假设路易十六打开一个装满这些花花绿绿的现代产品的塑料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