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那里房门大开，整个洗劫一空，寡妇也失踪了。戈尔兰挣脱链子跑走了。

“又过些时候，在新年将近的瓦西里节里，是入冬第一次转暖的傍晚，大雨倾盆，把高坡上的雪全冲刷下来，露出了地面。戈尔兰跑来，用爪子扒化了雪的土地，正在藏土豆的窖口。这狗扒开土，坑里就露出两只脚，穿着有松紧带的皮鞋。你想可怕不可怕！

“在韦列坚尼基村里，人们都很可怜寡妇，常纪念她。谁也没怀疑哈拉姆。怎么想得到呀。不可能嘛。要真是他干的，他哪敢留在这儿，满村子洋洋得意地转悠。那他一定得躲开我们，走得远远的。

“这下子田庄上好使坏的一些富农，见了发生的惨案可高兴了。他们想：咱们来把村子搅和一下吧！他们说：你们看看，城里人都干了些什么！这是教训你们，给你们颜色看。别藏粮食，别埋土豆啦！你们这些傻瓜可倒好，说什么是林子里强盗干的，说梦见强盗进了田庄。你们可太天真了！老老实实听城里人的话吧！他们还会整得你们更厉害，会把你们活活饿死。村里人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跟我们走。我们能教你们聪明起来。城里来人就得把你们最心爱的东西、你们的家产全抢光，可你们还交给他们什么余粮。要是有事，应该操起叉子拼命。谁想反对大众，小心脑袋。老人们这样就闹腾起来，又是夸口，又是集会。那个马屁精哈拉姆，正巴不得有这种机会。他帽子往头上一扣，就进了城。到那嘁嘁喳喳讲了一通，说村里闹得这样，你们坐在这儿干什么吃的？这得让贫农委员会行动。只要你们下命令，我马上把他们分个一清二楚。说完他倒溜之大吉，再没有露面。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就全是鬼使神差了。谁也没有挑唆，谁也没有过错。城里派来不少红军。还来了法院的人，来了就审我。这是哈拉姆诬告的，说我是逃跑出来的人，又逃避劳动，还鼓动村里人造反，甚至说寡妇是我害的。把我锁到了一间屋里。幸亏我想到了把地板掀起来，从屋下溜走，藏到地下的石洞里。我头上整个村子起了火，我却不知道。我头上妈妈掉进了冰窟，我也不知道。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红军战士来后，给他们腾出间空房，送酒来喝，人人灌得酩酊大醉。夜里由于用火不小心，引着了房子，邻房也就跟着起了火。起火的地方，村里人都拔腿跑掉了。谁也没去放火烧外来人，但那些人显然是全被活活烧死了。谁也没有撵我们村遭了火灾的人离开这里，离开这住惯了的火场。是他们自己害怕才逃的，担心再出别的事。那些带头的吝啬鬼又煽动说，每十个人里要枪毙一个。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们走个精光，不知在哪儿流浪呢。”

五

医生和瓦夏来到莫斯科，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天气暖和晴朗。太阳照在救世寺院的金黄圆顶上，反射出无数光点，返落在方石铺成的广场上，石缝中杂草丛生。

对私人经营的禁令取消了，允许进行严格限定的自由贸易。旧物商人在商品流通范围内可以在拥挤不堪的市场上成交。这种成交的规模极小，却刺激了投机倒把，导致滥用职权。小生意人的忙碌，不能生产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给城市的萧条增加任何一点物资。一些人通过无数次地转手倒卖发了家。

一些人家里有并不算大的藏书室，便从书柜里抽出几本带到某个地方去卖。有人向市苏维埃提出，希望开办合作性质的图书买卖，为此又要求给房子。于是拨给了自革命头几个月起已经空荡无物的存鞋仓库，或者是那时关闭了的养花房。在那里宽大的拱顶下，人们出售自己的薄而无用的书籍。

将军夫人们以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顾禁令偷偷烤制白面包出售；这会儿便到一个停业几年清理账目的自行车行中，公开地做面包生意。她们改换门庭，接受了革命，从前答话说“是呀”、“很好”，如今只说“有那么回事”。

到莫斯科之后，日瓦戈说：

“得干点什么事了。”

“我想学习。”

“这个自然应该。”

“还有一个希望。我想凭回忆给妈妈画张像。”

“太好了，可是这得会画画呀。你过去试过吗？”

“在阿普拉克辛村，趁叔叔不见的时候，我用碳笔画过。”

“那好吧。愿你成功。咱们努力试试看。”

瓦夏并不具备绘画的巨大才能，但说中等水平是绰绰有余的，完全可以去搞实用绘画。日瓦戈托人把他安排到原来的斯特罗甘学校的普通教育部。他后来从那里转到印刷系。在印刷系他学习了石印技术、印刷和装订本领，以及书籍的艺术装帧。

医生和瓦夏两人搞起协作来。医生写些只有一个印张的小书，论述各种问题，由瓦夏在学校里印出来，算作他业务考试的成品。书印得不多，拿到一些同人新开办的旧书店里散发。

这些书的内容，包括了日瓦戈的哲理、他的医学观点、他对健康与不健康的界说、关于种变和进化的思考、关于人的个性是机体的生理基础，以及日瓦戈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很接近他舅舅和谢拉菲玛的观点）、关于普加乔夫旧地的札记（医生曾经到过那里）、日瓦戈写的诗歌和短篇小说。

书写得很好懂，采取谈话的形式，但目的同通俗作家大不一样，因为都是些有争议的见解，信笔写来，缺乏足够的检验，但总是很生动、很新颖。这些书销得快，颇得读者的好评。

那时候一切都成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