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4月17日，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按照未来的共和历法，应该是芽月，一个草长莺飞，春暖花开的大好时节。

　　但这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对于重罪检察官普拉蒂来说，一点也不可爱，甚至是有点厌恶。那是检察官的马车在距离夏特莱法院300码（法制，米制尚未发布）处不得不停了下来，这位身材臃肿，大腹便便的普拉蒂先生必须下车徒步到法院。

　　此时，围在夏特莱法院周围，申请旁听巴贝夫案复审的热心市民与报社记者已数以百计。由于临近开庭尚有一段时间，仍有不少人陆陆续续的从巴黎市郊，甚至更远的皮卡第地区赶过来。到早上8时，通向刑事法院大门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熙熙攘攘的到处是人流。

　　“喏，你的对手来了！”眼尖的塞舌尔律师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检察官普拉蒂，他回头提醒刚下马车的安德鲁。后者稍稍楞了一下，因为两旁群众的欢呼呐喊让他听不清其他声音，直到塞舌尔用手指引一个笨拙的身影。

　　“呵呵，对手？！他还不配。”安德鲁摇着头说。

　　在司法宫的记录中，作为国家公诉人的普拉蒂今年47岁，是在大革-命前花了10万里弗尔购买的这个职务（这举在当时属于合法）。普拉蒂的业务水平很一般，就连法律条文都经常引用错误，6年多来的庭审过程中没有任何惊艳之举。若要说优点，那就是拿钱办事，绝不两面三刀。

　　安德鲁接受此案的另个缘由，就是他很不喜欢这位检察官的姓氏。前世，就有个叫普拉蒂的巴黎检察官吃错了药，置犯罪集团的诸多大boss不闻不问，一门心思的抓小放大，害得安德鲁不得不装死遁逃，阴差阳错穿越到这里。

　　登上39级台阶，法院大门已在眼前。安德鲁忽然停了脚步，那是回归记者身份的弗雷隆从众多同行中硬挤出来，他拿着速记本凑上前，对着安德鲁大声问道：“嘿，热心的弗兰克先生，作为本案的辩论律师，在开庭之前，您能不能对关心巴贝夫案的热心公民们说点什么？”

　　这是事先准备好的肉戏，安德鲁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安德鲁把公文包交给随行的塞舌尔律师保管，继而转过身，众目睽睽下，他高举自己的右手，犹如预备下达作战指令的指挥官。几乎在同时，依然喧闹的观众中间开始有人主动维持秩序：

　　“闭嘴！”

　　“收声！”

　　“统统闭嘴！”

　　“先听听人民律师会说什么!”

　　…….

　　不一会儿，法院广场四周近千人居然变得雅雀无声，混在人群中的勒让德尔领着奥什、梅尔达等人颇为得意的冲着安德鲁嘻嘻直笑。

　　安德鲁长吸一口气，开始发出他的正义呼吁，他高声说道：

　　“今天，我很荣幸作为一名自由民族的律师加入到这次将注定将成为法兰西史上，为2500万国民中的2000万农民争取自由而举行的伟大审判。

　　235天之前，一群道德高尚的人聚在制宪会议的大厅里，集体签署了《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这两项重要法令的颁布，对于千百万灼烤于非正义残焰中的2000万农民，犹如带来希望之光的硕大灯塔，恰似结束漫漫长夜禁锢的欢畅黎明。

　　然而，

　　8个月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2000万农民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

　　8个月后的今天，在各种封建枷锁之下，2000万农民的生活备受压榨。

　　8个月后的今天，2000万农民仍生活在一个个穷困的孤岛上，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人格尊严被随意践踏。

　　8个月后的今天，2000万农民然蜷缩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各种不幸会令他们中很多人远离家乡，沦为异乡的流民。

　　所以今天，我代表我当事人，一个为2000万农民的正义事业而遭遇非法禁锢的巴贝夫先生，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世人。”

　　从米拉波那里，安德鲁学会了在面对大众进行的公开讲演中，一开头使用的排比句朗朗上口且富有气势，能让渲染力与号召力达到极佳的效果。内容是否精彩、选词是否华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讲演者气场，营造磅礴大气给听众洗脑。

　　每当安德鲁说完一句，台阶下的观众们就发出支持的共鸣声，而当讲演者再度抬起手臂时，场面又立刻恢复平静，士兵们期待着司令官的下一步指令。

　　安德鲁从怀中掏出一张支票，一张已被作废当做道具使用的支票，被左手高举着过头顶，迎着微风飘动。他接着说：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是以巴贝尔先生的名义，代表2000万农民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巴黎。当800多位缔造者们草拟人-权宣那言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法兰西国民许下了诺言：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所有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但就有2000万农民而论，国家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法兰西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2000万农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

　　但是，

　　我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

　　我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

　　因此今天我代表巴贝夫先生，还有2000万农民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