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教当即脸‘色’一变，不禁退步避让，瞧见场面不对其余主教赶忙上前劝住两人。

其实，像契德和菲撒这样的观点乃至本心的‘激’烈冲突，在如今的基督教内早已是司空见惯。随着尼西亚会议后，基督教融入罗马的世俗政权，获取相当的政治特权后，这个最初由地位低下的穷人组成的宗教组织已然在悄悄变质，教会的上层‘迷’失在世俗权力之中，荒废了对圣经的研读和对上帝真意的追寻，变成了类似于国家宗教事务管理者的身份。而另一方面，在教会内部，真正负责传播、研究的教会中层却仍保持着相当的对信仰的单纯执着，这样一来，双方之间的矛盾形成几乎是必然的。

教会高层认为不懂得政治，就无法带领基督教真正成为罗马的‘精’神主宰，传播主的福音也就无从谈起，而对于中层来说，他们仍执着地坚持基督教最初的方式，通过在信众中宣扬主的一切，来使民众自觉皈依主的怀抱，而不是用法令来迫使民众信奉主，而且其中一些极端主义者甚至认为，将主与世俗统治者并列起来，这是一种不堪的亵渎之举，他们认为教会高层都已经腐化堕落，根本不配再领导教会于是事事都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自行其道。

不过，眼下埃及的局面却让这些势不两立的内部派系别扭地聚到一起，共同应对，因为新总督府的一连串近乎是在“变天”的改革措施就如同一柄高高悬起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斩在渐趋难以反抗的基督教头上。

宗教司法权被剥夺，政治特权被冠以违背民主、自由的罗马法原则而被终止，教会财产被严格地按照新标准重新审查，并且今后将直接接受总督府财政厅的监督，任何超过计划部分的所得都将视为非法予以没收，还有就是，由于宗教裁判所事件以及一系列后续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教也被严格限制，教徒与教派相互的责任义务也被明确化不准有任何未经授权的组成部分存在，教会更不得煽动教徒进行任何有组织有目的的宗教过‘激’行动，否则教会也不能免除法律的处罚。

总而言之，随着总督府对宗教方面的改革，基督教原先享有的特权全部被取消，除了自身的组织架构和人事任免还享有自主权外其余的运作方式包括信仰传播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帝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中去，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限制和约束，几乎彻底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这种直接取材于后世共和国的宗教政策以及具体管理的改革对于这个时代的宗教来说，显然是无法忍受的束缚和压迫，这等于宗教屈服于世俗政权，信仰也成了政权来维系民众‘精’神世界的工具，而宗教本身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这对于没有唯物论、没有无神论、仍然处于‘迷’信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叛逆之举，然而，在不列颠在北疆，一无所有的民众、传统教宗的式微、统治政权的强有力让注重现实意义而非对神灵本身乃至追求超脱的多神教，成为了这场世纪变革的犀利神器！

而在埃及，奥卡则用另一种方式，试图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对于传统以及新兴宗教势力仍很强大的埃及社会来说，产生的震动比预想中的还要高无数倍。基督教直接成为了改革的绊脚石，几乎消失但仍零散残留的古埃及宗教也不断威胁着新宗教改革在地方的推行。

总督府与基督教之间的针锋相对已经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在多神教的祭司们公然地深入民众中间，开始宣传多神教义后，亚历山大城内就不断传出基督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冲突，而由于往往都是狂热的基督教徒惹出的事情，负责维持治安的城市大队毫不犹豫直接逮捕了一大批狂热者。

而这些狂热者，都是历年来为基督教的实际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底层具体执行者，他们的锒铛入狱让基督教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大为衰减，大批信众陷入‘迷’茫，万神教趁虚而入，再加上总督府的一系列改革确实减免了民众的沉重赋税，经济改革也让大量的流民和贫苦者获得了生存的希望，对于超脱的心灵寄托随之有所淡冷淡，基督教带来的慰藉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

基督教的势力可谓是一日不如一日，再这样下去，一旦埃及的改革全面完成，民众获得了现实的满足而万神教又足以弥补‘精’神世界的空虚，可以预见的基督教存在的最后土壤都将彻底消失。

而这次，刚刚洪灾过去，总督府已经传出风声，将趁着政fǔ威信的树立，进一步加强改革的力度，虽然其中没有明确提及对宗教事务的态度，但无疑是敲响了一记警钟，面对如今大权在握、民心所向的总督府，如果再没有有效的策略，基督教将真的沦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不过，单凭这种暗地里‘激’流暗涌、但明面上却仍是相互留守的局面还不足以让这些已经习惯了世俗自在的主教们不辞辛劳，再一次聚集到一起，争论不休。

真正让教会高层们意识到，已经到了不得不选择的时候了的原因是四天前，一个不知身份的神秘人趁着晚间无备，偷入教堂放在祭台上的一封密信！

而那书信上的内容，正是让提阿非罗避居祷告室以及其余主教争执不下的导火索。密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上面只用了寥寥几句向教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