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三层，但并不太出人意料的是，万象印支包机之名并未出现其中。印支包机先前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固定收到两万五千美元。

陆克分社的剪报也建议参考美国领事馆数据库。杰里隔天致电美国领事馆，表面上是想报道湾仔美军的专题。杰里在一位美得不像话的女孩注视下，在档案室里游走，随手翻看，最后停留在年代最久远的一批数据上，是五十年代最初期杜鲁门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实施贸易禁运的资料。驻香港领事馆应上级要求，必须报告违规情事，这份档案记录的是领事馆的调查结果。最受欢迎的走私物资是药品与电器，其次是石油，而“美国政府单位”——此处统一以这种称呼来代表相关部会——大举查缉，不但设下陷阱，而且派遣炮艇出巡，审问投奔人士与囚犯，最后于众议院与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前提出大批档案。

时间是一九五一年，是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的两年后，也是身无分文的柯自上海航向香港的同一年。陆克分社的参考数据将他归类于上海，而柯与上海的关联仅止于此。当年许多上海移民居住在德辅道一家拥挤又不卫生的旅馆。报告前言写道，上海移民有如大家庭，一同吃苦受难，因此团结在一起。

有人的说法较为咄咄逼人。“香港肥猫从这场战争里赚到好几百万。红军的电子仪器、青霉素、白米饭，都是谁卖给他们的？”

报告指出，一九五一年对大陆开放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贿赂边界守卫，以卡车载石油穿越新界，开过边境。另一种方式是贿赂海港当局，以船运走私。

一名网民又说：“我们客家人对海最熟了。我们会找船，三百吨，先用租的，一桶桶石油往上载，捏造假的货单，谎报目的地。一到公海，开始朝厦门没命狂奔。获利率是百分之百。走私几次就能买船。”

“最初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审问官质问。

“丽致舞厅。”答案颇令人困窘。脚注写道：丽致就在国王路上，紧临海边，是供人挑选高级妓女之地，多数小姐是上海人。同一脚注也写出这一伙人的姓名。德雷克·柯名列其中。

“德雷克·柯是硬汉一条，”附录里以小字印刷的证词写道，“别想跟他胡诌。政治人物他一概不喜欢。”

至于组织犯罪方面，经调查后并无结果。根据历史记载，上海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黑道有四分之三倾巢迁入香港。根据历史记载，红帮与青帮为了在香港收取保护费争得你死我活，让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显得像是扮家家酒。然而就三合会或其他犯罪组织而言，调查员找不到证人作证。

不出人意料的是，星期六一到，杰里动身前往跑马地，对调查对象的面貌已所知甚详。

出租车加倍收费，因为目的地是赛马场，杰里乖乖付钱，他知道这是规矩。这一趟他向库洛报备过，库洛并未反对。他带陆克一起来，因为他深知有时两人比一个人较不醒目。他很担心撞见弗罗斯特，因为香港的欧洲人社群小之又小。来到大门口，他致电赛马场管理阶层，希望拉点关系，没多久一位名唤葛兰特上尉的年轻男子出现，是赛马场的高级职员，杰里向他解释这一趟公事公办，是想好好介绍这地方，刊登在报上。葛兰特机智、优雅，以托盘烟斗抽土耳其烟，杰里说的每件事，似乎都能让他欣然一笑，只是笑意稍嫌疏远。

“这么说来，你是他儿子喽。”他最后说。

“你认识他？”杰里龇牙一笑说。

“只是听过而已。”葛兰特上尉回答。他听过的事似乎让他很高兴。

他发给两人通行证，稍后再请他们喝饮料。第二场比赛刚结束。三人聊天时，他们听见观众的声浪此起彼落，有如雪崩一般。等待电梯时，杰里查看公布栏，看看私人包厢里有哪些人。这些大人物是山顶帮的人：有喜欢自称大银行的汇丰银行，有怡和集团，有总督、英军司令。德雷克·柯虽然贵为俱乐部理事，却未名列其中。

“威斯特贝！天啊，老兄，是谁让你进来的？喂，你爸死前破产了，是真的吗？”

杰里露齿一笑，犹豫一阵，迟迟从记忆库里搜索出名片：克莱夫，姓不详，是暴发户初级律师，家住浅水湾，苏格兰人，喜欢强人所难，表面虚假可亲，众所周知爱走旁门左道。杰里曾在报道澳门一桩黄金欺诈案时向他请教该案背景，认定他其实也分了一杯羹。

“哇，克莱夫，太棒了，好极了。”

两人客套一番，仍等着电梯。

“来，赛马卡给我们。快嘛！让你赚大钱也不好吗？”朴尔腾，杰里回想起来：克莱夫·朴尔腾。朴尔腾将杰里手中的赛马卡夺去，舔舔肥大的拇指，翻至中间一页，以圆珠笔圈起一匹马。“第三场七号，错不了的，”他以气音说，“孤注一掷，听到没？我可不是天天散财哟，告诉你。”

“那个舔手指的人卖你什么东西？”他走后陆克询问。

“叫做‘开阔空间’的东西。”

两人各走各的路。陆克前去下注，挤过人群上楼到美国俱乐部。杰里冲动之下买了一百元的“幸运纳尔森”，然后快步前往香港俱乐部的午餐室。“要是输了钱，”他意带挖苦地想，“我就找乔治销账。”双扉门开着，他直接走进去，里面弥漫着肮脏钱的气息，相当于萨里高尔夫俱乐部周末下雨时的情景，差别在于有些人胆量够大，敢冒着被扒的风险穿戴真正珠宝。一群太太分开坐着，宛如昂贵而未经使用的仪器，皱着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