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社的人喝酒狂欢后，就算五码外来了一头大象，也没有人看得到，更别说二十五码外的山姆·科林斯，在车上，在大半夜里。就此打住，我希望。

毋庸置疑，史迈利对这件事极为关切。科林斯的部署，只有四人知悉：史迈利、康妮·沙赫斯、库洛以及山姆本人。杰里竟然撞见山姆，为原本已充满变量的行动增添了焦虑。然而库洛为人圆滑，自认已消解杰里的疑心，库洛是不二人选。稍微可能的是，如果一切皆依规矩行事，库洛可能会自行调查半山当晚是否真有合众国际社设宴一事。若得知并无此事，他可能会再度质问杰里，要他解释为何出现在星辰岗一带。果真如此，杰里可能会大发一顿脾气，再编出另一套无法查证的说辞，比如说，他会推说他看上一个女人，库洛少管闲事。几场争论下来，加分减分之后，结果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嫌隙，也会造成先前那种“要不要随便你”的情况。

史迈利身负重重压力，既要持续不懈寻找纳尔森的下落，每日又必须与表亲开会，在白厅走廊上又必须打后卫战，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往往期望他本该依个人寂寞的经验推论以下经过，但这种要求不近人情：当晚杰里无心睡眠，也不需人陪伴，漫步在人行道上，不知不觉间来到丽姬住处外，徘徊不去，如同史迈利经常从事的夜间漫游，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仅抱渺茫的希望，盼能看她一眼。

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快得让史迈利无神分心关照上述小事。这不只是因为从第八天之后，圆场实质上进入了战时状态；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各处都有的寂寞人假设没人像自己一样寂寞，这算是一种可以谅解的虚荣。

14 第八日

五楼上次召开会议时一片愁云惨雾，如今欢欣鼓舞的气氛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吉勒姆称之为掘穴人的蜜月期，而今晚达到最高点，抵达盛极而衰之前的顶点，日后在历史学家依事件顺序列表时，正好是杰里、丽姬与刁先生就小不点瑞卡度与苏联金棱线开诚布公后的八天。三人能见面讨论出结果，让圆场的规划人大感欣慰。吉勒姆特别哄默莉一起来。这些昼伏夜出的动物，四方奔走，新旧途径全不放过，连杂草丛生的老路也再度开出新路。如今在两位领导人带领下，他们一行十二人，以绰号俄国妈妈的康妮·沙赫斯以及绰号博士、形象朦胧的狄沙理斯为首，布尔什维克派与黄祸派，最后全挤进觐见室，以半圆形聚集在卡拉的照片下，面对主子史迈利，召开全体会议。对不习惯如此盛大场面的人而言，绝对是历史上的一刻。默莉温顺地站在吉勒姆身旁，头发向下梳直，以遮掩脖子上的吻痕。

发言以狄沙理斯为主。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毕竟纳尔森·柯完全属于他的领域，因为狄沙理斯从头到脚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魂。狄沙理斯将自己穿戴得体，潮湿的头发直竖，双膝与双脚以及习惯动不停的手指全数总算稍微静止下来，压低嗓门以几近贬抑的语调道出难以阻挡的高潮，以制造惊悚效果。这个高潮甚至有名有姓，叫做柯胜修，别名纳尔森·柯，后来改名为姚凯胜，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批斗时的姓名。

“不过在此，各位绅士，”博士尖声说，他对女性的存在有时视而不见，“我们全以纳尔森称呼他。”

博士引述官方消息来源指出，纳尔森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汕头，家境清贫，属无产阶级，不久迁居上海。在官方或非官方资料中，遍寻不着他曾就读希博特先生的主生教会学校的记载，仅提及“幼年受尽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剥削”，以宗教毒害他，令人鼻酸。日军进入上海后，纳尔森加入前往重庆的难民潮，全如希博特先生所述。博士继续说道，根据官方记载，纳尔森早年便私下研读初期的革命读物，并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团体的活动，不顾蒋介石乌合之众的欺压。在难民潮中，他曾“数度企图投奔共产党，却因年纪过轻而作罢。回到上海后，学生身份的他参加遭禁的共产学生运动，是带头的干部，并接下数项特殊任务，在江南船厂内部与周边颠覆国民党坏分子的影响。就读共产大学期间，他公然宣传学生与农民联合阵线。一九五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狄沙理斯叙述到此中断，举起一手陡然舒解张力，抓住后脑勺的头发。

“主子，制造具有先见之明的学生英雄，这种虚情假意的手法很常见。”他以吟唱的方式说。

“列宁格勒呢？”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问，一面偶尔记下几笔。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

“康妮，什么事？”

康妮又坐在轮椅上。她怪罪刺骨的寒冬，也怪罪到卡拉那只蟾蜍身上。

“我们查到一个姓卜雷列夫的老兄，亲爱的。卜雷列夫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从事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造船系教职员，是老中国通，曾在上海帮莫斯科中心的中国记者代笔。革命老兵，后来被卡拉训练为征才手，专找海外学生下手，征召合适的男女学生。”

对于研究中国的掘穴人——黄祸派——而言，这份情报前所未闻，震撼人心，因此现场产生骚动，一时椅子与纸张嗦嗦响起，最后史迈利点点头，狄沙理斯才放下抓头的手，继续叙述下去。

“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指派负责铁路工厂——”

史迈利问：“可是，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时间不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