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他想要“修改”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因为该公约允许土耳其在海峡建立军事防御工事，并在战时关闭海峡不让别国的军舰通行。斯大林要让苏联海军拥有随时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在1943年的伊朗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做一些修改；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谈时，似乎也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1944～1945年，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都一致认为，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当时是最佳时机。1944年11月，李维诺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写道，应当说服英国人把对海峡地区的“义务”移交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专家建议说，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最好是签订“有关海峡共同防御的苏土双边协议”。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英美会承认苏联在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优势（“毗邻”）。这说明，克里姆林宫在接管了半个欧洲之后，它的期望是很高的。

苏军横扫保加利亚让军方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怂恿斯大林入侵土耳其。然而，对于苏联人来说，主要的难题在于，土耳其这次跟一战时不一样，它是严格保持中立的，所以，苏军无法用武力来支持莫斯科的外交努力。尽管这样，那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还是决定，在没有预先与西方盟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采取强有力的单边行动。1945年6月7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了土耳其大使赛里姆·萨帕（Selim Sarper）。莫斯科不仅拒绝了土耳其提出的与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的建议，还要求土耳其废除《蒙特勒公约》并同意在和平时期由双方共同保卫海峡。苏联人要求有权在土耳其海峡与土耳其建立联合军事基地。让土耳其人非常震惊的是，莫洛托夫还坚持要求归还苏俄依据1921年条约割让给土耳其的所有南高加索地区“有争议的”领土。

新的证据显示，当时正睥睨一切的斯大林想使土耳其无法在英苏之间扮演独立的角色。海峡的控制权是地缘政治的首要问题，因为它本可以让苏联成为地中海的强国。领土要求是次要的；在斯大林看来，它有助于实现前一个目标。

斯大林打算利用“亚美尼亚牌”吞并土耳其东部凡湖（Lake Van）周围的阿尔特温（Ardvin）和卡尔斯（Kars）两省。1915年，当时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两个省，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武力驱逐。1920年8月，根据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这两个省被分给了“亚美尼亚国”。然而，亚美尼亚人在战争中没能战胜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土耳其之父”）领导的土耳其军队。列宁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凯末尔的土耳其结成了同盟，并在1921年的苏土条约中放弃了“亚美尼亚人”的省份。1945年春，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上。亚美尼亚人组织，包括美国的那些最富有的亚美尼亚人组织，向斯大林呼吁，组织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遣返，回到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他们还希望苏联把从土耳其“重新收回”的土地交给他们。5月，斯大林命令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官员，研究大批遣返亚美尼亚人的可行性。按照他的盘算，这样做有助于削弱西方可能为土耳其提供的支持，并给苏联的要求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

土耳其政府的回应是，它乐意达成双边协议，但它拒绝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以及对海峡“联合”防御的要求。不过，就像莫洛托夫后来回忆的，斯大林命令他不断施压。在雅尔塔会议前夕，斯大林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瓦西里·科拉罗夫，“在巴尔干没有土耳其的位置”。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很可能指望美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美国仍然想让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在波茨坦，英美再次确认：他们总体上同意对海峡的控制权作一些改变。不过，杜鲁门拿出一项提案，主张国际内陆水道的自由的、没有限制的航行权，反对在土耳其海峡建立任何防御工事。即便如此，苏联内部对波茨坦会议的评估还是乐观的。8月30日，斯大林在外长伦敦会议前夕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说，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基地问题，“将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否则，他补充说，苏联就会提出地中海上的通道问题。

在伦敦，莫洛托夫向同盟国提议，把意大利以前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利亚（利比亚）交给苏联托管。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是苏联战后扩张主义倾向的反映。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秘密通信表明，苏联领导层当时把希望寄托在罗斯福的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1945年春在旧金山会议上做出的模糊的承诺上。当斯大林得悉美英一致反对在那里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时，他指示莫洛托夫至少要要求得到商船基地。美英的反对使苏联人最终没能得到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在地中海的存在。

土耳其对苏联的要求也表示强烈反对。如果斯大林在1945年6月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建立双边安全同盟，并要求在海峡得到不包括基地在内的特殊权利，那土耳其很可能就同意了。然而，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