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zabeth Bentley）叛逃并向加拿大情报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苏联在北美的情报活动。两起叛逃事件随后引发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雪球效应，不仅导致加拿大和美国的反苏情绪迅速高涨，而且还迫使苏联人暂停了在这些国家的情报工作。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总参情报总局的领导一直拖到9月底才把自己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败告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同时，就像历史学家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和记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siliev）发现的那样，本特利的叛逃，“实际上，在一夜之间竟然冻结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的整个情报活动”。由于担心自己剩余的情报人员，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暂停了与在华盛顿的一位极有价值的英国特工的所有接触，他就是代号为“荷马”的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总参情报总局对自己的间谍网也作了同样的处置。这样一来，对斯大林而言，就在美国陡然采取遏制政策的时候，美国决策圈的情况却一下子变得比较模糊了。

虽然受到古津科事件的影响，但斯大林知道，美国的对苏态度突然强硬了。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苏联情报机构最终在华盛顿搞到了凯南“长电报”的复印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明白美英同盟在地缘战略上的影响：美国的经济潜力与原子力量再加上英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结果会使苏联陷入危险的包围。然而，知道这一点对于改变斯大林的决策，最终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佩恰特诺夫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意识到“在他自己的行动与对这些行动的日渐强烈的抵制之间的联系”。答案是，很可能没有。

斯大林以为其他大国依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争吵不休，因为这样才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在斯大林评估其西方对手时，他是以自己对其“帝国主义”本质与逻辑的认识为基础的。当伦敦的工党政府没有显示出这方面的特点时，斯大林对他们大肆嘲讽。1945年11月，他说：欧内斯特·贝文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是大傻瓜；他们在一个大国掌握了权力，却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他们是靠经验来为自己定位的”。斯大林对贝文的轻蔑与他对丘吉尔的态度——从尊敬变为憋了一肚子怒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斯大林之所以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之所以相信苏联可以得手，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强调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估计，战后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而且他还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帝国主义矛盾”。这使他认为，西方国家不可能进行合作。另外，斯大林的扩张主义也跟他在国内动员的政治策略有关，这种动员包括对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宣传以及诉诸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苏联精英和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渴望，让克里姆林宫在1945～1946年间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得到了国内支持。

斯大林有没有估计到自己在巴尔干的强硬做法和在土耳其及伊朗的试探活动会导致与西方盟国的决裂，这一点无法确定。不过，有一点现在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的行动帮助铺就了冷战的道路。他在中东的策略促成了英美的战后合作，促使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回击。斯大林的那些想当然的看法跟他自己开了个玩笑。由于斯大林的领土与政治目标得到了苏联军队的武力支持，他显得极为有力。但就像李维诺夫担心的那样，在外交和公共关系上采取这种做法，那是灾难性的。对于自身的失败缺乏适当的反馈，这让斯大林一条道走到黑，把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变成了全面对抗。而且到后来，他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对无情力量的迷信以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袱，让他别无选择，只有进行冷战并单方面动员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美国的新的全球性力量以及杜鲁门政府利用这种力量的决心，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开始扮演全球性大国的角色，不仅仅是为了回应苏联的挑战，也是依照其为世界制定的蓝图。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并在其他地方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后威尔逊计划，是新的革命性因素，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外交事务。而且在美国政界和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势力，他们就像W.R.斯迈泽（W.R. Smyser）总结的，一向认为“只有[美国]可以在世界各地拥有利益与军队”。在抱着这种想法的那些人的心目中，苏联对于战后和平只能扮演地区性的角色，不能扮演一个真正大国的角色。可要是没有苏联的威胁和斯大林行动的“帮助”，这些势力是否还会大行其道，美国是否还会那么快就登上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那还不一定。

斯大林从之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得到的教训，让他忽视了美国的全球干涉主义背后的动机。斯大林能够预见到美国将结束其孤立主义政策，但他看不到在所谓“美国的世纪”背后存在的巨大冲动。用多边主义语言表达的那种观念，驱使美国留在欧洲。到1945年秋为止，斯大林从自己与华盛顿的伙伴关系中获益甚多。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相信，还可以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