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辛斯基、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 Dekanozov）、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讨论了德国事务。在其1946年2月给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指示中，斯大林使用了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用来描述其政治战略的相同的措辞：“最低纲领”是维护德国的统一；“最高纲领”则明确规定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口号就可以发现：它意味着斯大林准备在苏联占领区的苏联化问题上做出妥协，以希望共产主义影响力能够传播到德意志其余的地方。如果战后真的发生经济危机而美国也真的从西德撤军，那斯大林分两步走的计划还能够说得通，但在1946年或者在那之后，那一切并没有发生。

谢苗诺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回忆说，斯大林每隔两三个月至少要见一次他和德国共产党人。他还声称，自己直接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指示：要心无旁骛，把精力放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苏联占领区逐步建设新德国。据他说，关于战后德国的政治战略问题，与斯大林的谈话有“不下一百次”。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东德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只有八次，其余的在档案中都查不到。从1946年开始，由于健康原因，斯大林逐渐把德国事务交给自己的副手和有关机构处理了。

斯大林的指示模糊甚至没有指示，这种情况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因为德国问题一直不确定，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像他在较早时惯常的那样，在自己下属中间怂恿权力斗争，并在官僚主义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至于苏联的对德政策，他容忍甚至鼓励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结果，官僚系统的内斗使苏联驻德军政府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驻德官员隶属于包括国防部和外交部在内的莫斯科的不同机构；同时，他们中有些人又享有特权，可以与中央各部委的首脑，甚至是斯大林及其副手直接联系。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根据其职能与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权力范围，其职责相互关联，但有时也彼此冲突。他们与德国人中不同群体的工作联系以及他们在莫斯科的不同靠山，再加上斯大林身边那些人的钩心斗角，使局面更加混乱。

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谢苗诺夫在德国可以对苏联的政策制定说一不二。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设计师还另有其人。其中之一就是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情报与宣传处处长谢尔盖·秋利帕诺夫（Sergei Tyulpanov）上校。他是军中的知识分子，专长是国际经济与宣传。秋利帕诺夫在莫斯科的后台似乎很硬，包括斯大林的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副手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后者是“列宁格勒帮”即安德烈·日丹诺夫手下党的官员之一。结果，直到1948年，秋利帕诺夫的工作一直独立于谢苗诺夫及其在驻德军政府中的上级，负责管理占领区的媒体与审查、影院、政党与工会以及科学与文化。尽管他多次受到许多苏联高级官员的批评，说德国社会统一党和共产主义宣传在西德失败的责任在他，但他仍然能够安然无恙。

苏联在德国存在如此多样的、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这让索科洛夫斯基、秋利帕诺夫以及驻德军政府的其他官员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他们试图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即苏维埃方式去组织东德；另一方面，他们以及他们在党内领导层的靠山也知道，在苏联占领区拆走工业设备以及虐待平民，只会使对德国的争夺更加复杂。为了部分地补偿拆走的工业设备，东德人得到了更多的食物。在苏联战后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斯大林并没有让德国人拿农产品来支付战争赔偿，尽管如果那样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就不至于饿死。1945年10月，斯大林决定对掠夺东部占领区工业设备的行为加以约束。11月，他告诉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人，苏联人打算给德国留下一些工业设备，只要求得到他们的最终产品。苏联人在原本打算搬走的119座德国工厂的基础上成立了31个股份公司（SAGS）。“截止到1946年底，”诺曼·奈马克写道，“苏联人占有了东德全部产品的将近30%。”最具战略价值的股份公司是下萨克森维斯穆特（Wismut）的铀项目，它生产了苏联首批原子弹的燃料。

拆走设备、在占领区建设新德国、争夺整个德国，这些不同工作重点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把工业资产运往苏联的工作还在继续，这不仅是由庞大的军备计划所决定的，也是由苏联各工业部门的需要所决定的。西方盟国不让苏联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任何资源和设备，苏联就只好在自己的占领区拆走更多的设备。与此同时，冷战的加剧以及由美英管理的西方占领区的合并，让斯大林、苏联驻德军政府以及东德共产党人继续对东德进行改造并加强对它的控制——这项任务成了苏联人的重中之重。

把东德融入苏联集团

从苏联占领的第一天起，改造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动就开始了。1945年初，苏联人与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对大地产进行切分，并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