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组织

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感到他在德国问题上的退却让自己蒙受了耻辱。就在柏林封锁即将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场的时候，斯大林又一次开始指责莫洛托夫并逮捕了他的妻子。莫洛托夫差点儿崩溃，这就像历史学家戈尔利兹基（Gorlizky）和赫列夫纽克（Khlevniuk）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莫洛托夫为苏联在德国的政策失败所付出的代价”。1949年3月，莫洛托夫丢掉了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年后，斯大林仍然在为“美国在欧洲、巴尔干和中东的不诚实的、背信弃义的、傲慢的行为，尤其是它成立北约的决定”愤恨不已。他报复背信弃义的美国人的方式就是支持金日成（Kim Il Sung）吞并韩国的计划。

朝鲜战争与东德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冷战完全军事化了，实际上也把在欧洲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降低为零。据莫洛托夫说，战争是“朝鲜人自己硬塞给我们的。斯大林说过，要回避一个统一的朝鲜这个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开战的决定仍然是斯大林的决定；而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德国的和平统一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斯大林与毛泽东结成的新的同盟，为朝鲜战争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斯大林的战略眼光从欧洲和德国转向远东的最主要原因。迄至1949年为止，克里姆林宫对包括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胡志明在内的亚洲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帮助很少。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战略重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与德国的僵局以及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失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9年7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国代表团。他承认自己过去曾错误地怀疑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有一次是在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为这位苏联领导人祝寿的时候，后者也不太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只是在毛不达成明确的中苏协议就不离开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才同意建立新的中苏同盟并签订一系列的新协议。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在改变自己领袖的想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在斯大林与毛随后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郑重承诺结束“雅尔塔体系”，也就是各大国之间基于实用政治的安排，它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拥有了国际上的合法性和外交上的有利地位。“让雅尔塔体系见鬼去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告诉毛。他还表示，中国人应该在推动亚洲革命进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不过，谈判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互相争吵。出于意料的是，中国人请求苏联把它在中国东北拥有的一切，包括铁路和亚瑟港基地，都还给中国。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但最终他还是觉得，与中国的同盟要比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更重要。1950年2月签订的新《中苏条约》成了苏联多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同时，它也为日后的中苏对抗埋下了隐患，因为斯大林的居高临下和拒绝把中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对待，让毛泽东觉得受到了羞辱。

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斯大林第一次不得不把外国共产党当作独立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伙伴来对待，而不仅仅是当作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这使得斯大林主义的国际谈话与政策，重现了相当多的革命“浪漫主义”成分，即便那并非完全是真心实意。在印支半岛，中苏同意为越南的胡志明军队提供援助。在朝鲜，斯大林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要求朝鲜共产党人保持克制——他们恳求苏联人帮助他们从亲美的李承晚（Syngman Rhee）政权手中解放朝鲜半岛。1950年1月，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着手准备国家统一战争，并保证提供充分的军事援助。历史学家叶夫根尼·巴扎诺夫（Evgeny Bajanov）对有关这一决定的新的证据作了准确的概括。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他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是因为：（1）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2）苏联人得到了原子弹（首次试爆是在1949年8月）；（3）北约的成立和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4）华盛顿武力介入亚洲的态度和意志都明显减弱。尽管这样，当金日成与另一位朝鲜领导人朴洪瑛（Pak Hong-young）于3月30日～4月25日就计划发动战争一事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不会直接插手，特别是如果美国人对韩国出手相救的话。

朝鲜战争的爆发在西欧引发了新的战争恐慌；许多人觉得苏联坦克随时都会闯进西德。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估计，欧洲不可能发生战争。他们认为苏联会继续试探，以寻找西方在亚洲和欧洲的弱点。为了挫败这些试探，美国人把他们的军事预算提高了四倍，大量增加原子弹的储备，并向不太情愿的法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施压，要它们同意建立西德武装力量。苏联观察家和情报人员毫不费力地就可以监测到西欧的地缘政治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法、德煤钢业的一体化；准备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权；计划以西德各师为核心成立“欧洲军队”。美国人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总体上是正确的。小心翼翼的试探依然是斯大林的招牌政策，尽管他在口头上仿效毛的革命浪漫主义。

美国的介入让朝鲜迅速取得“革命”胜利的计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