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55年底，莫洛托夫指示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到列宁著作中查找提到对外政策的幼稚等于犯罪的地方。显然，这是要引用该观点反对赫鲁晓夫。

——苏联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

莫洛托夫的立场是错误的，极其错误，不符合我国的利益。

——葛罗米柯论莫洛托夫的外交，1955年7月的苏共全会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采取“新”对外政策，试图重新打开莫斯科在冷战前拥有的外交空间。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层公开放弃了对即将发生战争的预期。战争和革命阶段必然到来的斯大林主义命题让位于一个新命题：资本主义体系与共产主义体系长期的“和平共处”和非武力竞争。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事实上，冷战还增添了新的动力。两大对立集团的互相恐惧和猜疑依然如故。

苏联有些回忆录作者认为，西方对于苏联的新对外政策缺乏灵活而积极的回应，结果坐失良机，未能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的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都把克里姆林宫的变化和苏联在外交上所展现的新的灵活性，不是看作机遇，而是看作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和平共处”这套说辞可能会妨碍他们建设欧洲权力中心的计划——该中心将与英国一起，承担“遏制”苏联集团的重任。国内的政治状况与反共文化氛围，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意与苏联谈判。

对苏联方面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它其实也不准备谈判和妥协。新的文献资料显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统治者虽说是转向了“和平共处”，但仍抱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某些基本观点，在思想上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新统治者一心要维护苏联作为全球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开始与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领袖及团体结为同盟。新的文献资料还显示，在1953-1957年，斯大林的继任者之间的关系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决策不仅涉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同样也涉及苏联对其集团内部的政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对革命与帝国话语有利，如果被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为了赢得党政精英的支持，领导集体的成员竞相提出种种战略，加强和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国际影响。

谁与西方对话？

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后掌握权力并宣布集体领导的克里姆林宫寡头们，是最终的幸存者。多年来，一边是多疑的暴君，一边是级别比他们低的、带着既尊敬又嫉妒的目光仰视他们的大批党政要员，寡头们在这样的夹缝中学会了如何钩心斗角。斯大林在其统治时期，始终让寡头们感到有如芒刺在背。在1952年10月的苏共全会上，斯大林指责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叛徒而且可能是西方的特务。同时，他还大幅扩充政治局（它当时变成了中央主席团），吸收了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干部。这样做很可能是一种威胁：斯大林随时可以用更年轻的官员取代他的那些老副手。

寡头们也学会了如何应对斯大林的诡计和当他不在时怎样进行统治。在残忍的“列宁格勒案”之后，寡头们相互间变得更加默契。甚至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寡头们就挣脱了他对他们的束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重掌外交和贸易大权；“明格里亚案”（Mingrelian affair），即在格鲁吉亚进行的一项针对贝利亚的贪腐调查被撤销了。年轻干部被排挤出主席团。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生存的共同愿望压倒了个人间的钩心斗角和政策分歧。有些寡头真的担心，任何不团结都会导致失控和由外部压力引起的崩溃。

寡头统治，由于其带有共识的性质，难得是有利于革新和变化的。不过，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领导集体却欣然采取新的内外政策。寡头们缺少合法性，需要在国内外证明自己的进取精神和决心。与斯大林的崇高形象及地位相比，领导集体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莫斯科的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1955年11月他在家中的电视里看到领导集体时的印象：“整个主席团都是些让人觉得乏味的庸碌之辈。一看到他们，就知道革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有的革命干部都死光了才让小官僚们得势。他们说的话没什么鲜活的、发自内心的和富有人情味的东西，一个字也没有，一点值得人记住的表示都没有。所有人看上去都毫无个性、千篇一律、过目即忘。他们只会让人想起但丁‘地狱’入口处的铭文。”

斯大林的继任者不可能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而是必须赢得党的官员、军方、秘密警察和其他国家官员的支持。在党和官僚系统内部，所有人都知道集体领导只是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过渡阶段；寡头中一定会有一个在即将到来的继承权之争中成为最终的赢家。有一位重要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集体领导——那乐队的指挥呢？”

在贝利亚被捕后，赫鲁晓夫很快就走上了指挥席。不过，马林科夫仍然是部长会议主席，那个位置可是万众瞩目。国内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