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对于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间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外交策略，人们有时候忽视了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的裁军运动。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消除人们认为苏联人好斗的印象。1957年4月，赫鲁晓夫对主席团说，苏联要加紧开展禁止核武器的宣传运动。否则在西方，他说，“我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1958年11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几天后，美、英也宣布这样做）。1960年2月，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向美国人提出，只要他们撤销在苏联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并销毁他们的战略轰炸机，苏联也会销毁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那样一来，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些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打造的同盟，“就都完了”。他还错误地以为，对于美国和西欧的担惊受怕的公众来说，该建议是无法拒绝的。

1959年9月，应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邀，赫鲁晓夫抵达美国。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发表讲话时，出于宣传目的而披露了一个“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一方面，赫鲁晓夫想必是感到他的赌博起到了作用。他在美国到处观光，显然是很享受让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来接待“头号的共产分子”。他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Alexei Adzhubei）和一帮苏联记者在苏联发起了对赫鲁晓夫的小型的个人崇拜，把他说成是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这是“新面貌”的额外收获，但也许是赫鲁晓夫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与美国面对面的”碰撞，暴露出赫鲁晓夫对外交游戏还缺乏准备。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强大和富裕既钦佩又沮丧；他在内心深处感到局促不安并想找个借口拒绝总统的邀请。而且在西柏林问题上，他也不可能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任何具体的让步。

赫鲁晓夫特别急于向他在国内的支持者证明，他的办法可以立刻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在其极受欢迎的美国之行之后，为了给1960年在巴黎再次举行的峰会做准备——届时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迫使西方让步——这位主席决定阐明自己的主张对于经济的影响。1959年12月，在给主席团成员的秘密备忘录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极为彻底的裁军计划。他认为，苏联不再需要庞大的陆军，核武器和导弹部队会对潜在的入侵者构成足够的威慑。这项改革在政治、道义和经济上对苏联“大有好处”。1960年1月12日，赫鲁晓夫在对最高苏维埃讲话时宣布，三年内裁军120万人。有25万军官不得不退伍，许多人都没有得到适当的物质补偿、再培训、养老金或住房。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次军队改革只不过是一个月前成立战略火箭部队的必然结果。

没人敢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些草率的举措。但在私下里，一些高级军官却极为担忧。缺乏实实在在的力量的支持，把重点放在核导弹和扩张计划上，这种做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不久便遭到怀疑。后来，赫鲁晓夫的批评者提出：“我们在大战后刚刚喘了口气。我国还没有从与希特勒的战争中恢复元气；人民不想要战争，不希望战争。幸运的是，一切都还好，而赫鲁晓夫同志马上把这说成是他天才的产物。”高级军官不可能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军队改革，但他们抱怨“尼基塔做的蠢事”，并想方设法抵制它。总参谋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为了抗议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裁军而辞去了职务。一些最有才智的将领则利用在保密杂志《军事思想》（Military Thought）上进行“理论讨论”的机会，对赫鲁晓夫过于依赖核武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1960年和1962年，彼得·库罗奇金（Petr Kurochkin）大将、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Amazasp Babadzhanyan）上将及其他作者，都赞同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和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说的，把重点只是放在核报复上，那就在投降与自杀之间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赫鲁晓夫没能说服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但他迫使他们接受了他的“新面貌”。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总参军事学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准备就核武器时代的军事战略问题写一本保密书籍。他命令由不太愿意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来完成这个项目。该书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下次战争将会是核战争；该书还认为，战争的开局（第一波打击）具有巨大意义。它还表示，苏联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吓阻美国，而不是为了发动核战争。核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因而必须避免。这本书数易其稿，直到赫鲁晓夫最后满意了才在1962年获得批准以《军事战略》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这对美国人“发热的头脑”来说，是个“冷静的”提醒。

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做法遇到了另外一个批评者，那就是中国的领导层。1957年I1月，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为苏联的新的核导弹的威力喝彩，认为这让共产主义力量有理由对西方帝国主义更加有所作为。同时，他还要赫鲁晓夫与中国分享核武器及导弹的技术。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