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外交官都对此感到惋惜。然而，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军方是满意的，因为赫鲁晓夫的“新面貌”此时看来是注定要失败了。

这件事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不够老练。他希望与美国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和解，然而对于与艾森豪威尔等西方领导人的谈判，在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又缺乏准备。巴黎峰会的破裂让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只有部分还可以发挥作用，那就是积极对西方施压。这位苏联领导人决定等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看看他的下一位谈判对手是谁。

此次惨败还证明了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的顽固性。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他无法容忍毛和他自己的国内同事开始怀疑他的“软弱”。甚至在U-2事件之前，也就是1960年1月，赫鲁晓夫就向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保证，他采取的通过核威慑来防止战争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只会多不会少。在巴黎的大国外交破裂之后，他便开始释放自己所有的革命冲动。他长期持有的信念，即苏联的核力量会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变成了倡导去殖民化的狂热活动。他亲自领导苏联发起运动，支持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的非洲民族解放事业。一位在第三世界工作的苏联专家格奥尔吉·米尔斯基（Georgy Mirsky）回忆说，“在西方国家的革命进程停滞不前的时候”，赫鲁晓夫的领导班子希望“抓住后殖民主义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并赢得许许多多觉醒过来要求新生的人民的同情”。

“革命”外交的这种几乎是照着第三国际风格的古怪复活，高潮出现在赫鲁晓夫著名的纽约之行——参加1960年9～10月的联合国大会。由于被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限制在曼哈顿岛的范围内，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岛上奔波了将近一个月。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建议彻底改革联合国；在联合国讲台上严厉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并用自己的鞋来引起重视；赶往哈莱姆区会见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电报中，他写道，他很喜欢“咒骂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但无奈要待在这个“该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待在纽约这个“金魔鬼的老巢”，这让他感到度日如年。他在纽约的行为，尤其是鞋子事件，让他自己的代表团丢尽了脸面。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胜利让赫鲁晓夫受到了鼓舞，因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