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苏联的反美宣传。他说要达到美国那种繁荣水平（即这种繁荣在物质上的各种标志），这个承诺倒是让许多苏联人印象深刻。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公正地说：“斯大林从不允许拿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全新的世界。”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苏联人对世界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开始习惯于拿美国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要比苏联的高出许多。而且，姆林纳日继续说，那些寻找原因的人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妨碍他们过上美国那种生活的主要障碍就在于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

随着赫鲁晓夫时代的展开，在苏联有关美国的宣传中，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令人费解的说法：一种是经过修改的、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形象。其中，美国依然是苏联的主要“对立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被说成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另一种有关美国社会的说法则是相当正面的：在这个社会里，有敌人也有朋友，而且美国的技术成就是苏联技术进步的蓝图。赫鲁晓夫允许美国人在索科利尼基公园的展览会上展示他们的成就，但苏联报刊却连篇累牍地讲述着有关美国的饥饿、犯罪、失业和迫害黑人的故事。

美国的双重形象给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在苏联，很少有人能够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给出权威的看法。1957年，苏联作协的官方周报《文学报》发表了原先居住在美国，后来又自愿返回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亚历山大·卡齐姆－贝克（Alexander Kazem-Bek）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公开指责美国属于和苏联及欧洲相反的“没文化的国家”。随即，反对文化排外的伊利亚·爱伦堡就发表了反驳文章。他写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许多“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场争论非常难得地让人隐约看到，在国家官僚系统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中，排外集团与有“世界主义”倾向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符号开始到处流行开来。音乐与服饰的风格、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以及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行为，首先在苏联权贵阶层的子女中生了根。在年轻人那种离经叛道的环境中，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文化展览成了回击官方反美宣传的极为有效的工具。约翰·肯尼迪、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丽莲·梦露，代替了那些老套的苏联英雄，成为新的偶像。在文化上有崇美倾向的人有多少，这没办法搞清楚；但在20世纪70、80年代，这样的人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进入了一个思想封闭、经济停滞的阶段。

乐观的“六十年代人”

“解冻”和对西方的逐步开放，的确影响了许多人，但却不应当夸大这种影响。在1956年12月镇压了学生中的异见分子之后，党和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用于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控制，尤其是对年轻人。每有一部宣传自由思想的出版物和西方电影，都会有数不清的报刊文章、书籍和电影来宣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正统思想。在斯大林之后的十年期间迅速普及的高中教育，并没有自动产生自由的价值观；它一度充当的是要把人们变得规规矩矩的教化的工具。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科书尽管去掉了有关斯大林的图片和颂词，但还在向年轻人的头脑灌输单一的和经过整合的有关苏联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叙事——在一种经过审查的、严格的框架范围内重建的叙事。刚毕业的学生仍然相信他们生活在最好、最幸福、最强大的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社会不仅仍旧保持着强烈的冷战共识，而且对共产主义还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1959年初，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些幻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全面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和一群笔杆子在随后两年推出了一份极端浮夸的纲要，要在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并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1年7月，赫鲁晓夫在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许诺：下一代苏联人民会生活在一个繁荣的共产主义天堂之中。这位领导人吹嘘说，苏联将“上升到这样一个伟大的高度，相比之下，就连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大为逊色，落后一大截”。在经过有46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讨论”之后，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一致通过了这份纲要。

为官方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摇旗呐喊的，有一些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例如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负责的《消息报》，还有共青团报纸《共青团真理报》。正如阿朱别依后来回忆的，“我们那时总是少不了要用共产主义胜利之类的口号来结束我们的会议。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失败、僵局或停滞。我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干劲还是有的，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了信心”。1960年，一群年轻的记者成立了苏联第一家研究公共舆论的机构。首次民意调查的题目是，“人类会防止世界大战吗？”

电影是另一种强大的媒介。20世纪20、30年代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电影制作人及其年轻的学生，想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