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上制服的思想，没有对秘密警察的恐惧，也没有严格的管制。出生于享有高度特权的家庭的电影导演安德烈·孔恰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其父是苏联国歌的作者——对于自己在1962年首次出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印象有过生动的描述。对威尼斯、罗马和巴黎这些历史名城的壮丽景色的匆匆一瞥——长期以来，这对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便让孔恰洛夫斯基完全惊呆了。威尼斯壮观的运河、宫殿、快乐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灯盏，巴黎酒店里系着白围裙的女服务员和擦得锃亮的黄铜门把手，与破破烂烂的苏联相比，越发让人惊愕。多年之后，孔恰洛夫斯基回忆说：“我后来在思想上的动摇和对爱国主义的抵制，全都可以追溯到此事。”孔恰洛夫斯基后来移民到西方并在好莱坞工作。

渐渐地，到国外去旅行不再是为寻找“社会主义边疆”了，而是成了令党政官员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垂涎的赏赐。官方甚至还派出少量的“青年观光团”：1961年，有8000名共青团官员到美国、英国、瑞士和西德等国旅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发现了赫鲁晓夫许诺的未来的消费天堂。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党的官员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国去了东德。1971年，在他被提拔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第一书记并成为一名国家要员之后，戈尔巴乔夫去了意大利，租车游览了罗马、巴勒莫、佛罗伦萨和都灵。赖莎·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继续做她的社会学研究，记了许多小本的笔记。她的观察一度归结为这样一个向她丈夫提出的问题：“米沙，我们为什么过得不如他们？”

文化上的变化所产生的另一个长期影响，便是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衰落。出于对核武器的热情，赫鲁晓夫在1959年建议，彻底放弃普遍征兵和长期服役的做法——那可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柱石之一。越来越多的男青年，特别是学生，获得了可以让他们完全免除兵役的长期延期许可。在1960年和1961年，苏联军队人数削减了三分之一。数万名青少年得以延期服役，数万名下级军官开始了平民生活。这其中有不情愿的，也有充满热情的。1961年1月取消了专科学校、大学和高中里的苏联版预备役军官训练团。（1965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它们又都恢复了）

后斯大林时代的和平攻势，再加上苏联对军国主义和好战宣传重新采取了限制措施，使得反军国主义甚至是和平主义得以在苏联社会再次抬头。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内战，还有二战，依然是苏联电影、文学、回忆录和戏剧的主要题材；但在对战争的描写上，浮夸的东西少了，真实的东西逐渐多了。曾经作为年轻的军官、士兵或记者目睹过战争的苏联作家，最先开始如实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并首次尝试着进行分析。最真实的战争小说包括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以及布拉特·奥库贾瓦（Bulat Okudzhava）、奥列格·贝科夫（Oleg Bykov）、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Alex Adamovich）、尤里·邦达列夫（Yuri Bondarev）等人的作品。西蒙诺夫的小说认为斯大林及其对军队的清洗应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的惨败和重大损失负责。持正统立场的《文学报》批评对战争的“去崇高化”（de-heroicizing）；克里姆林宫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尤里·朱可夫（Yuri Zhukov）在《消息报》上写道，“相当多的作品”对战争的描写都“让人感到压抑，仿佛战争就是对人类的持续不断的大屠杀”。

受过教育的公众，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逐渐熟悉了1914～1918年大战后在法国和英国，尤其是德国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作品。西方的反战作家，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苏联青年中享有极高的人气。在改变大众对战争以及军国主义看法方面，电影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老兵格里戈里·丘赫莱伊（Grigory Chukhrai）的电影《第四十一个》《关于一个士兵的叙事诗》和《晴朗的天空》，以及老制片人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的《雁南飞》，都把战争当作个人悲欢离合的背景；其中不仅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责任，还有背叛、懦弱和追名逐利。这些电影表现的不是刻板的分类，而是选择和机遇。与斯大林时代的军国主义模仿作品截然不同，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我的名字叫伊万》，重点讲述了一个被毁掉的童年的故事。这些电影所传递的信息是爱国的，但又是反军国主义的。它们让无数俄罗斯人想起的不仅是自己最为痛苦也最具英雄色彩的集体经历，还有自己破灭了的在战后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在苏联国内，没有发生任何“禁止原子弹”的抗议活动，公众对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响也非常之小。虽然如此，一些受过教育的个人也产生了类似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