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垮掉的一代”中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那种情绪和反应，而那两人对主流文化的异议正是源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作家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和诗人布拉特·奥库贾瓦不仅探讨了自己那代人在二战中所经历的杀戮，而且还鼓励公众改变自己的心态，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如果再次发生，那肯定是更可怕的灾难。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在1961年发表了以核试验和放射性尘埃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冰柱》。1962年秋，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我敬佩‘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原子时代的诗人。”一位经常给《新世界》撰稿的作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战争所做的任何准备都令人厌恶。我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担心我的儿子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如果这种信念叫作和平主义，那我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阿达莫维奇回忆说，对于他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和平主义是与我们要实现一个更广泛目标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改变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与心态。

苏联科学家中享有特权最多、在政治领导层和官僚机构中人脉最广的核设计人员，当时也试图影响苏联的安全政策。在1955年的热核试验之后，萨哈罗夫向核试验的军方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元帅暗示，如果哪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涅杰林用一个粗俗的笑话回答了这位科学家——那意思是说，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核武器给我们，由我们单独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萨哈罗夫惊呆了。就像他回忆的那样，“那一刻冒出来的种种念头和情绪至今都难以忘记，而且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在努力打造苏军利剑的科学家与掌握着这把利剑的党和军队的官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萨哈罗夫回忆说，“人们逐渐看清楚了军工综合体及其不讲原则、牛气哄哄的领导者的集体强权。那些领导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由于对苏联之外的核裁军运动逐渐有所了解，苏联的核科学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和间接地动用武力，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态度。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削弱军国主义的影响。1945～1966年间的和平时期，苏联新出生的人口有7000万，其中由于持续而迅速的城市化，又以大城市中的数量特别巨大。与20世纪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