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都在学习如何讨人欢心。在朋友中，他“谦逊、合群、朴素，十分健谈，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勃列日涅夫曾经坦承：“亲和力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有很大帮助的。”1963年，一位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期间见到过他的老教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十分英俊：蓝眼睛、黑眉毛，面颊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支持他。”勃列日涅夫的友好的微笑就跟赫鲁晓夫用拳头来威胁一样，都是本性使然。

勃列日涅夫天生就是走温和路线的政治家，不喜欢激进的政治举措，不管这些举措是朝着哪个方向。1964年后，当这位总书记的保守派盟友和追随者开始阻挠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时，他没有反对。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想与苏联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界的庞大的精英群体为敌——后者担心发生新斯大林主义政变。他对于能否与中国人消弭意识形态分歧也有疑虑。他知道，在亚历山大·谢列平周围，有一帮“苏联的中国人”，也就是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几乎公开说他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人物，一个经受不住醇酒和女人考验的不入流的政治家。

勃列日涅夫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好斗。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的生涯来说，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功了。他才智平平，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良好的直觉和巧妙的手腕。幕僚们回忆说，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现实”，而且每当他需要的时候，总能把思想保守的多数派聚拢在自己身边。1964年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上。他与政治局中包括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安德烈·基里连科（Andrei Kirilenko）在内的几个盟友一起，不知疲倦地给各地区的党的书记打电话，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甚至也向他们征求意见。1967年，从谢列平开始，他逐渐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权威岗位上挪走。到1968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的机构中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政治权力的各个关键位置此时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大约在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对对外政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且对于柯西金的国际声望也虎视眈眈。他非常明智，知道自己在国内经济方面比不过柯西金。相比之下，对外政策领域可以为施展个人的外交手腕提供很大的空间，勃列日涅夫的不算出色的才干在那里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职位让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