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根据传统，占据这一位置的人也是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因此，由勃列日涅夫来负责安全与军事政策名正言顺。而且他握有人事任命的大权，这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可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后来，一些西方观察家把勃列日涅夫免去强硬派职务与缓和派在政治局的得势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身边并不存在任何鸽派。即便是在缓和期间，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正统的。当政治局的军控委员会在1968年初成立的时候，里面尽是勃列日涅夫的那些主张强硬路线的朋友，其中包括乌斯季诺夫（他是委员会的主席）和格列奇科。在斯大林手下平步青云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杰出的技术官僚，曾经在1941年步步紧逼的纳粹鼻子底下组织了苏联工业部门的疏散工作，并在后来成为苏联导弹工程的重要推动者。二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地领导着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他担心美国会在第一时间打击苏联，因而决心掌握足够的力量，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安德烈·格列奇科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当时他加入了红军骑兵，参加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爆发的内战。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曾经是勃列日涅夫在军中的上级，并从1967年起开始担任苏联的国防部部长。他对苏联打赢未来的世界大战信心十足，对美国和北约极为蔑视。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都主张在军备竞赛中不能退让，他们担心对军备的任何限制都会对苏联的安全造成威胁。他们与美国的鹰派可谓旗鼓相当。

1965～1968年，勃列日涅夫让乌斯季诺夫对庞大的军工综合体进行改组和集中管理，它先前已经由于各部委和设计局之间的钩心斗角而陷入困境。这位总书记还大力支持制造和部署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在坚固的发射井里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携带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计划规模尤为庞大：美国的卫星情报部门不安地发现，在1965年和1966年，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翻了一番，正在赶上美国。此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就以每年大约300个新井下发射装置的速度在增加。这是个巨大的军备计划——据专家说，该计划“是苏联有史以来在单个武器方面做出的最大努力，也是开支最大的努力，大大超过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核计划”。截止到1968年，战略导弹力量的支出大约占苏联国防预算的18%。武器生产和部署的任何建议，不可能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同意。

把这位总书记与其正统派朋友最终区分开来的，不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宽容和他在思想上没那么保守，而是他要成为和平缔造者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正如其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决定着国家利益的强国重任无法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相协调。随着勃列日涅夫开始涉足外交事务，他得到的教训是，不要依靠保守而无知的多数派，而是要依靠少数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开明”的对外政策专家。

这些人包括叶夫根尼·萨莫坚金（Evgeny Samoteikin）、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亚历山大·鲍文、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瓦季姆·扎戈拉金、尼古拉·希什林（Nikolai Shishlin）、拉斐尔·费奥多罗夫（Rafail Fedorov）、阿纳托利·布拉托夫（Anatoly Blatov）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他们来自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外交事务方面的研究，而且与党内一般的高级干部相比，思想要开放得多，也缜密得多。1956～1964年那段时期的文化“解冻”、去斯大林化和其他自由化运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自认为是苏联的爱国者，但也是务实的自由思想家，而且他们开始把僵化的意识形态看作国家利益的最大障碍。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被安德罗波夫及其竞争对手鲍里斯·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吸收进中央机关的。安德罗波夫支持这些人，告诉他们在思想和写作上不要有意识形态的顾虑。“我自己清楚该向政治局报告什么。”他们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和费奥多尔·戈利科夫这类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一直存在权力斗争。从1965年到1968年，“开明”官员构成了勃列日涅夫写作班子的核心，并因此而成为其幕僚圈子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的写作班子还包括他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外交官以及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问题专家。他早先做过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葛罗米柯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是马列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一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抱有诚挚信念的人，但他在国际事务上并不是一个刻板固执的理论家。正如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他“相信实用政治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是有用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最初信赖的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极为保守，但也是非常内行的外交家。喜欢溜须拍马的葛罗米柯总是“带着宗教般的热情”执行他当时为之服务的领导的指示。与此同时，他鄙视意识形态对于对外政策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