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被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说成是“俄罗斯的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主张反对西方，并把苏联变成“大俄罗斯”。1976年，在党的宣传人员对作为伟大胜利的缓和政策大唱赞歌很久之后，勃列日涅夫说：“我真的想要和平，而且永远不会放弃。不过，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政策。他们不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他们不是某些来自地区委员会的宣传人员。他们是跟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的想法不同！”对有可能遭到抵制的担忧，将继续对勃列日涅夫在各个层面的缓和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最初是想把勃列日涅夫拉拢过去。不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最终还是输掉了对勃列日涅夫的灵魂争夺战。勃列日涅夫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由对外政策方面的笔杆子和助手组成的小圈子，而这些人也开始“用言语和笔”去影响总书记对外对内的公开决定的形成。相形之下，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那帮无知的、盲目反美的老伙伴的极端观点是越来越排斥——后者在意识形态上冥顽不化，不赞成缓和。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把强硬派“匿名的”批评意见拿给自己的自由派助手们看，仿佛是告诉他们：“有一群狼想吞掉你们，但我不会把你们交给它们。”

勃列日涅夫的有些笔杆子（阿尔巴托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后来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并成为改变苏联本身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公开性与“新思维”的推动因素之一。他们的影响力相当大：与多数高级干部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许多老朋友的期望和意愿相比，他们让勃列日涅夫讲话和报告中的措辞，好斗的及意识形态的色彩淡了许多。然而，现在回头看来，他们的作用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他们想让苏联的缓和政策摆脱僵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想让勃列日涅夫敞开心扉直面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收效甚微。总书记依然在国内政治上坚决反对改革并在意识形态上依赖正统观念。缓和的主要动力最初是来自外界，因而也仅仅是在与勃列日涅夫的深层信念和愿望相一致的范围内，这些动力才是成功的。

总书记想把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兑现为国际外交与声望的价值。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以及自己那些“开明”助手和笔杆子的帮助下，勃列日涅夫开始构想国际关系的宏伟愿景——一个要在欧洲建构和平并对西方开放的纲领，其核心主张是召开全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原计划于1970年春召开，却拖到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