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纲领。一位研究缓和的学者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确立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领导地位”。他还“公开主张，苏联要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大会代表对于勃列日涅夫的和平纲领以及向西德开放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和欢迎。这种赞同与欢迎并不纯粹是走过场，也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要平息对于自己对外政策的批评，勃列日涅夫就占据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葛罗米柯在大会上挑明了这一点。他不点名地批评说，在党和政府的内部，有些人把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理解成某种阴谋。

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告诫自己的笔杆子们说：“我们一直在为争取缓和而斗争，也已取得了许多成就。现在我们与西方那些最大的国家谈判时，我们的目标是寻求一致而不是对抗。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发表一份关于欧洲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宣言。这也许会把战争延后二十五年，甚至很可能是一个世纪。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外交部和我国的公共组织，还有我们盟友的那些，在思想和行动上要统一起来。”但是，“争取缓和的斗争”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个中的原因与其说是国内的掣肘，不如说是外部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必须克服的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越南战争以及美苏的持续对抗。

美苏缓和的阵痛

多年来，勃列日涅夫及其在苏军指挥部和军工综合体的朋友们，都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对手。军备控制和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妥协，这些想法不太符合他们那种浸透着反美情绪的思维方式。更糟糕的是，赫鲁晓夫时代的军事指导思想的目标就是要打赢核战争。除了要在战略力量上势均力敌，国防部坚持要把与美、英、法旗鼓相当的中、短程核导弹力量部署在西欧和苏联周边的海上。最终，苏军指挥部（以与美军指挥部几乎同样的方式）要求保留完全的自由，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少数外交官逐渐意识到，要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目标应该放在基于相互信任和通过谈判形成的均势上。但苏联军方对于这些人的想法依然表示怀疑。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声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当时是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些外交官也不是特别地支持。在1969年10月赫尔辛基的谈判开始之前，当他给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下达指示的时候，他严令他们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他警告他们说，克格勃就在他们身边。

1969年2月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的秘密渠道，有几个月都没有产出什么结果。苏联给白宫的每一份电报都必须经过烦琐的程序，得到政治局的集体同意。尼克松的意图在莫斯科受到猜忌和强烈的怀疑。多年来，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只知道他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并对他的当选作了最坏的打算。在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存在的尖锐分歧，对于苏美关系也不利。政治局认为双边的军控谈判是头等大事，而尼克松惦记的却是越南问题，而且他把所有的军控议题都与自己的这样一个要求捆绑在一起：克里姆林宫要向河内施压，以结束越南战争。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愿意那样做。当尼克松建议举行峰会的时候，揣摩到领导层心思的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反对草率地与美国总统会晤。他坚持要求要把峰会与成功签订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各项协议联系在一起。政治局表示赞成；尼克松的建议被搁在一边，数月之后才作出答复。

勃列日涅夫本人直到1971年才对秘密渠道的沟通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过，到这一年的夏天，他表示愿意与尼克松会晤，甚至访问美国。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在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之后以及在成功会晤了巴尔和勃兰特之后，勃列日涅夫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次是突然宣布的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中苏边境冲突最终使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确信，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合力支持北越这种事是异想天开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他们的“三角外交”，想要同时与北京和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从此，葛罗米柯的拖延战术就行不通了。

最终的推动力很快就出现了。1971年8月5日，勃列日涅夫收到尼克松给他个人的第一封信——直到当时为止，秘密渠道通信的苏联官方收信人都是柯西金。总统恳请勃列日涅夫成为他讨论“重大议题”的伙伴。总书记立即回信，建议于1972年5～6月在莫斯科举行苏美峰会。多勃雷宁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从现在起，勃列日涅夫将亲自监督峰会的筹备工作。

就像对“新东方政策”一样，这位总书记只有在看到取得突破的合理前景的时候，才会决定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投入到与尼克松的关系之中。不过，通往莫斯科峰会的最后几英里却并非坦途。第一个爆发的危机，是勃兰特面临西德联邦议院的不信任投票，从而有可能妨碍苏联与西德之间条约的通过。那样一来，苏联外交和勃列日涅夫的处境就会极为尴尬，苏德友好的成果就会被搁置，或者更糟，会被逆转。勃列日涅夫请求白宫干预西德政局，帮助勃兰特渡过难关。克格勃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