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苏维埃体制与苏维埃帝国没有人能够改革得了，只能彻底摧毁。

在他下台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一次坦诚的讨论中承认，他的做法有“许多天真和乌托邦的成分”。但他说他从1988年开始就有意冒着政治动荡的危险，因为他想要“唤醒”苏联人民。否则，他说，“我们的命运就会跟赫鲁晓夫一样”——那就是说，党内的高级干部就会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批评者否认党内官员在1988年曾经真的挑战过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地位。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认为，戈尔巴乔夫“惯于搞阴谋诡计和喋喋不休地蛊惑人心，预见不到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利加乔夫写道：“太迟，对事态变化的反应太慢，这是戈尔巴乔夫政策中最突出的特点。”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说：“当发生某些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常常是拖拖拉拉。我的解释是，他想让别人来分析，什么对社会有影响，什么对社会来说是麻烦的。他希望有成熟的果子掉到他的兜里，好让他捡起来就行了。但是，不随大流常常也是必要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领导人坚持站在少数派一边而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缺乏那种品质。”克留奇科夫在谈话和文章中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容易冲动跟他的个性，跟他的反常的性格特点有关”。

批评者们相信，如果是做事更加有力而沉稳的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结果就会大不一样。这个假想的“他者”可以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逐步改变共产党和苏联。而且，批评者们提出，这本来是在不用破坏国家的基础，不用造成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领导人的自我形象，对于理解冷战的终结是极为重要的。这跟他的目标和理念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使他坚持这些理念和目标的他本人的隐秘的心理“内核”。1988年10月底，戈尔巴乔夫正在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人宣布他的新信仰。他让自己的智囊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国际部新部长多勃雷宁、瓦连京·法林（Valentin Falin）和切尔尼亚耶夫去准备一份发言，回应丘吉尔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著名演讲。“它应该是反富尔顿演讲的，也就是说，是与富尔顿演讲反过来的，”他说，“我们要根据近三年的成果来展示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要强调我们思维方式的人性化和非军事化。”

无论是从他给苏联指出的方向，还是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按照理想化的列宁来塑造自己的——这一点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作为苏维埃国家与帝国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本人和他的创造物几乎不加区分。他把对这些创造物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都视为对他本人的侵犯。反之亦然，要是对他的声誉和权威有任何怠慢（特别是来自外国人），也要被视为对作为一个大国的苏联的声誉不可容忍的侮辱。戈尔巴乔夫没有感到与从自己前任们那里继承得来的那种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及帝国有什么个人的联系。后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存联盟”。然而在实际上，他是想按照他所吸收和发展的思想来发动一场革命。

戈尔巴乔夫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那里继承了总书记的职位。但他除了权力、声誉、稳定和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他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的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合作与非暴力的基础上构建全球秩序。这就把戈尔巴乔夫——至少是在他的自我形象中——置于20世纪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等普遍原则的倡导者行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作为国家建设者或国务活动家，这些人并不优秀。

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都对苏联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这两个人的治国术有天壤之别。斯大林以其粗暴而血腥的方式成为苏联及其外部帝国的设计师；他采取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他所喜欢的惯用手法是划分势力范围，而且让这些范围完全不受其他大国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苏联内部还是苏联支配的其他国家，他都会通过武力威胁和暗中的政治操纵对其进行彻底的控制。至于戈尔巴乔夫，即使是对有苏联驻军的国家，他也坚决拒绝把它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来对待。事实上，对于中欧各国的内政，他很注意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亨利·基辛格1989年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小心翼翼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由苏美共同管理中欧改革的时候，作为“新思维”倡导者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并未理睬，甚至还有点不屑。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

斯大林向整个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灌输了极端排外的思想；他把西方文化的影响视为对其政权的致命的威胁。一旦在某个问题上打定主意，斯大林就容不得不同意见。对其“路线”稍有偏离，他也难以容忍，认为那是异见的表现，要么有造成混乱的危险，要么是失控的征兆。他习惯把事情往坏处想；他怀疑西方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甚至包括那些想安抚苏联的人，都在策划最恶毒的反苏阴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没有一点点排外情绪或文化上的敌意。他喜欢西方人，尊重有着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