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系和恢复中苏意识形态同盟之间举棋不定。他们选择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同时又在越南战争中与中越两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其次，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有利于这样的领导人：他要兼有灵活与强硬、务实与思想正确。赫鲁晓夫打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声称他们准备把东德送给西方。而他在战胜莫洛托夫的时候，又在党政精英们面前说，莫洛托夫死板的外交方式没能分化敌人，反倒使他们联合起来。尽管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苏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销的时候，有必要证明，他能够洗去这种制度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

再次，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有热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力的增强，诱惑也来了：突破美国人为遏制苏维埃帝国而在其周围设置的障碍，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更为有利的和解方案。与此同时，苏联实力的增长——这一点突出表现为1957年“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的发射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行——极大地增强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中的吸引力。

赫鲁晓夫个人的干劲、野心以及他不时地心血来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对苏维埃体制及苏联社会影响的企图——虽然不是始终一贯的——成为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变革的主要动力。起初，靠着赫鲁晓夫的能量和“新对外政策”，苏联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狂热信仰，再加上冷战的对抗逻辑，使得他一再考验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忍耐力。赫鲁晓夫相信，苏联与西方这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上开始形成的均势，将迫使西方各国在全球退却。同时他还坚信，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