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对外政策”之所以很快就把它的重点从缓和并在欧洲采取务实的防御措施变成在柏林的冒险和向第三世界输出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可以从他对核边缘政策的痴迷和他的救世思想得到解释。赫鲁晓夫和他的领导集体在1955年和1956年成功挫败了美国包围苏联的计划。然而，从1958年至1962年，赫鲁晓夫一直都在支持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政权。这种做法的高潮出现在1962年，当时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冒险决定：部署苏联导弹来保卫古巴。只是在热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头脑才清醒过来，选择了撤退。

古巴导弹危机使得核边缘政策的做法和无限制的救世思想名声扫地。1964年10月取代赫鲁晓夫的新领导集体找到了一条比较安全的促进苏联利益的道路：与西方各大国谈判并以实力为依托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其副手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也支持这种看法——对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苏联社会主义帝国来说，缓和与西德的关系并与美国达成协议，要比向西德施压并与美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更有利。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当中，勃列日涅夫是推动缓和的关键。他是第一位以下面这种身份在苏联精英和人民当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苏联统治者：他不仅是增强实力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和平的缔造者。跟赫鲁晓夫不同的是，他是个有力而且耐心的谈判者。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1972-1974年的苏美缓和“高潮”很可能就不会产生。

不过，勃列日涅夫尽管大权在握，但与其说他是个做决定的人，不如说他是个寻求共识的人。而且他跟他的政治局同事和他这一代大多数官员一样，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政治局宣布，不会用武力来敲诈勒索，可他们永远也不会觉得这种事自己干够了。在其核力量处于巅峰时期，苏联统治者和军方仍然认为美国占据优势，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敲诈，否则就在核战争中打败苏联——这正好与美国保守派对苏联的看法一样”。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安全与对外政策缺乏连贯的战略，支配它们的是意识形态与官僚主义的惰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派利益与钩心斗角。虽然与美国开展了军控谈判，但苏联在军事上大规模扩充战略实力的过程并未中断。而且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苏联人又像赫鲁晓夫时代一样，发现自己滑向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扩张主义，陷入了与美国对抗的零和游戏。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声称，缓和只是幌子，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想占据军事优势并在冷战中取胜。他们错了。自从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一直在改变；在20世纪60、70年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以及勃列日涅夫之后的缓和政策，在苏联国内造成了第一次严重的分裂。从艺术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到某些“开明”的苏共官员，苏联的精英们开始克服残暴和猜疑遗留的影响。“铁幕”的部分打开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旅行和交流的机会，慢慢地消解了苏联人的仇外情绪、军国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尽管苏联军方、克格勃和军工综合体依旧强势，但其他官僚机构却开始失去其斯大林主义的优势地位。在实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当中，支持扩大与西方国家经贸往来的呼声一直很高。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当中，进行对比和自由思考的能力开始提高。最近进行的一项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意识形态状况的研究发现：“马列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急剧下降，结果就削弱了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俄罗斯的一位杰出的学者表示，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关于共产主义理念可以实现的梦想”已经破灭。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强共识”相反，仅仅十年过后，就出现了“威胁到苏联社会的存在本身”的“彻底的分裂”和“真正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期间，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趋势还在蔓延，从而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苏联的意识形态依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非但不能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带来了虚伪、犬儒化和怀疑。在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残酷镇压之后，哪怕是最理想化的苏联知识分子也对共产主义思想失去了兴趣。政治领导人、官僚和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开始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真正的思想倾向完全是两码事。意识形态的教条仍然是管理国内政治言论和描述国内政治状况的工具。它也还是以大国沙文主义为中心的官方集体认同的关键，而日渐徒有其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承认莫斯科的世界中心地位。

本书所证实的一点是，领导者个人对于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特别是斯大林；他控制了大部分关键领域的决策，尤其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军事及对外事务。重大决策大权独揽看上去很美，但到头来它也放大了他的错误与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种大权独揽也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就差远了，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