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勃列日涅夫对缓和的贡献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勃列日涅夫因病造成的人格分裂，是苏美缓和的形势迅速下滑、欧洲军备竞赛加剧以及1979年12月苏联最终在阿富汗采取干涉行动的原因之一。这次灾难性的入侵是革命与帝国范式强大惯性的最后一次大展示。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担心把阿富汗让给美国（他们低估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的潜力），便用武力更换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本指望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可以撤军，然而却事与愿违，在那里深陷泥潭几近十年。入侵阿富汗再次推动了美苏对抗。它也是苏维埃帝国史的一个分水岭。与伊斯兰游击队的漫长的战争，削弱了苏联国内对扩张主义政策支持的力度。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希望利用苏联在阿富汗的困境，迫使苏联退出第三世界。在1980～1981年，它还向莫斯科施压，让苏联人不要入侵波兰——当时该国的团结工会向共产主义政权发起了挑战。但西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反倒把克里姆林宫变成了一座虽被围困却还在坚持战斗的堡垒。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私下里宣布不会在波兰使用武力，不过这一决定与美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关系。在阿富汗，他们还是宁可冒更多损失的危险也不愿意灰溜溜地无条件撤军。结果，第二阵冷战之风反倒使苏联的对抗立场和苏联精英及老迈的政治局领导层集体认同中的反美成分继续保持了下来。

罗纳德·里根的幸运在于，他的总统任期刚好赶上克里姆林宫的更新换代和老近卫军的退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自斯大林以来第一位对意识形态与苏联安全利益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从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员，逐渐成为一位注重意识形态的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但他没有照搬革命与帝国范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新思维”——一种模糊的追求世界大同的救世良方，它吸收了戈尔巴乔夫那一代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在二十年前所珍爱的有关民主化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念。实质上，这位总书记最终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想对共产党进行改革，想要改造苏联社会并把苏联融入“欧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怀有许多大的错觉。首先是以为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后遗症及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束缚之后，苏联会变得更加强大。其次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手相助，实现把苏联的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宏伟大业。

就像先前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用在改变苏联的国际行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公开放弃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背后的意识形态考虑，并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来维持社会主义帝国的种种封闭的壁垒。不到一年，这个帝国就在中、东欧崩溃了。两年后，苏联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个独立的国家。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这一巨变。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不惜一战的意志在不断衰落。1953年，斯大林继任者们的立场从对抗变成了缓和。赫鲁晓夫在1958～1962年间对西方的施压，尽管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却并非出于纯粹攻击性的目的；这位苏联领导人笨拙地想让西方大国按照苏联可以接受的条件去结束冷战。对于二战有着亲身体验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人民应该得到持久和平。缓和政策的实行，实际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层偷偷地放弃阶级斗争思想，不顾忌西方诸强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与其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煽动战争和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的恫吓到戈尔巴乔夫的结束冷战，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总的来说在冷战史中，具体来说在苏维埃帝国的兴衰史中，意识形态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帝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帝国之前，意识形态的因素一直是苏联决心与美国抗衡并进行扩张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苏联领导层与精英们在表达其国际行为及安全利益的时候，还在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但同样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得古怪，甚至可以说怪异。尤其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说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经意间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后来接着又是朝鲜战争。不同的但也是误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以为，可以以实力为依托，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

这本关于苏联国际行为的书也揭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与性质。美国从未接受中欧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而且反对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所有由苏联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