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商量呢？

　　找陈四宝不行，戴向军已经答应将来在香港发展的时候带着陈四宝一起做，换句话说，陈四宝将来可能是自己的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就是自己的对手，如果现在就把想法告诉陈四宝了，那么就等于把自己的底牌给陈四宝看了，将来合作的时候对自己不利。

　　找柯正勇也不行，因为依长征的关系是柯正勇介绍的，如果让柯正勇知道戴向军要孝敬依长征，那么是不是要连柯正勇一起孝敬？如果不一起孝敬，等于得罪柯正勇，如果一起孝敬，不是成本增加一倍吗？所以肯定也不能找柯正勇。

　　想到最后，戴向军觉得只有找丁有刚比较合适。因为丁有刚跟自己同辈，好说，另外，他处在本行业管理者的位置，对情况熟悉，能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

　　丁有刚现在是新成立的南都电信的副总，忙着呢，不是随便哪个人想请他就能出来的，但对戴向军例外，一是因为二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二嘛，戴向军现在是天安寻呼的老板，老板虽然不能算行政职务，但有经济实力，社会上许多事情官员摆不平或不好出面摆平的，往往给老板一个电话就搞掂了，所以，从大环境上讲，在南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气，就是当官员的和当老板的往往容易成为朋友。很多领导在自己下属面前架子拉得很足，但是，对社会上的老板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也符合潮流，因为当年南都的流行语就是“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

　　两个人一见面，戴向军当然不能上来就说中继线的事情，而是先装着纯粹是老战友聚会那样七扯八拉谈一些其他事情。他没想到，就这些七扯八拉的闲事，听得他心惊肉跳。

　　首先，丁有刚说到了吕凡凡，说吕凡凡已经离开南国了，到南都电信当了副总。

　　“出事了？”戴向军心里一跳，嘴巴上就说了出来。

　　“没有，”丁有刚说，“升了。升了半级。”

　　戴向军这才想起来丁有刚也是南都电信的副总，那么，他们两个现在是同事？另外，戴向军记忆中丁有刚以前是处长，吕凡凡在南国的时候也是正处级，现在丁有刚说吕凡凡升了半级，那么不等于说他自己也升了半级？戴向军惭愧自己离开官场久了，对这些所谓的级别不是很敏感了，所以，在丁有刚调任南都电信副总的时候，他虽然也表示了祝贺，但并没有祝贺到点子上，具体地说，就是没有在“级别”问题上说恭维话。他今天忽然发觉，丁有刚对“级别”其实是很在意的。那么，现在弥补？不好，戴向军想，即便是恭维，太直接了就没有档次了，所以，先在心里面先打了一个滚，然后才不动声色地把弥补性祝贺的话说出来。

　　“再升也还是你的手下。”戴向军说。

　　这话当然是瞎话，既然都是副总，又怎么存在“手下”？但戴向军相信，是不是瞎话无所谓，我们每天对官员说的恭维话有几句不是瞎话？关键要看听的人是不是爱听。只要爱听，瞎话也能当真话听。他相信，这话丁有刚爱听。

　　果然，丁有刚听了这话之后并没有脸红，相反，还有些得意。

　　“话也不能这么讲，”丁有刚说，“虽然她排名在后，但大家都是副局级，各有各的分工，也不能说她就是我的手下。”

　　戴向军见恭维话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决定加把火，但不能沿着原来的话题走，而必须换一个角度。

　　“当初我们那拨人就你级别最高了吧？”戴向军问。

　　这当然更是瞎话。别人不说，就说柯正勇，副军职转业，来了就当政府副秘书长，现在已经扶正，正秘书长了，难道不比一个南都电信的副总级别高？明显是瞎说嘛。话说出口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后悔，即便是恭维对方，也不能过分，如果明显过分，弄不好适得其反，比如某个首长明明短小精干，你偏偏恭维他高大威猛，不等于是骂首长吗？所以，即便是恭维，也不能太离谱，比如对于丁有刚，明明比他们“黄埔二期”的柯正勇级别低那么多，戴向军就不能恭维他级别“最高”，否则，不等于是讽刺他吗？

　　虽然有些后悔，但已经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收回来，而且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私人约会，没有第三者在场，想找一个圆场的都不可能，总不能让丁有刚替他圆场吧。因此，说完之后，戴向军就有些尴尬。

　　“差不多吧，”丁有刚说，“柯秘书长就要退了。”

　　一句话说得戴向军又是心跳。不是丁有刚的大言不惭让他心跳，而是因为柯正勇要退休让戴向军心跳。要知道，柯正勇可是戴向军的嫡系后台呀。

　　虽然心跳得厉害，但表面上要跟没事一样，不，是装着他早知道这事情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丁有刚小瞧。

　　“他算不错了，”戴向军说，“前几天安置办找到我们，让我们给一名副师职转业干部安排个位置，你猜我给他安排什么？”

　　“什么？”丁有刚问。

　　“杂牌主任呀。”戴向军说。

　　丁有刚不解，不知道什么叫“杂牌主任”。

　　戴向军只好解释，说名义上他这个天安公司是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的，所以也算是国有企业，因此，就必须党委、共青团、工会、妇联都得有，但我不可能真的搞这么多办公室，安排这么多非生产人员，怎么办？于是，就给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安排一个人坐着，门口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