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双胞胎”的故事。从中我们得知，乔瓦尼·巴蒂斯塔·托奇（Giovanni Battista Tocci）和贾科莫·托奇（Giacomo Tocci）尽管以各自的身份受洗，但他们从第七根肋骨往下就是同一个人了，此外他们还有严重的残疾：他们共用的双腿不足以支撑两人的重量，因而也没有行走的能力。（实际上，施皮茨纳博物馆里的蜡像也靠在栏杆上。）行动力的缺失严重限制了他们到欧洲各地展示“生命奇迹”的可能性，因此在一次短暂而艰辛的国际巡回展出后，他们不得不放弃这种生涯，隐居到意大利，并且在悲惨的命运中死去（我找不到具体日期，但他们很有可能早夭）。

与两姐妹结婚的消息很可能源自另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唯一一个拥有“幸福结局”的“暹罗双胞胎”故事）：即“暹罗双胞胎”之鼻祖的故事（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声名远播，才使得他们之后的连体双胞胎都被叫作“暹罗双胞胎”）。“昌”（Chang）和“恩”（Eng）于1811年出生在暹罗一个穷苦的中国人家庭，并于1874年在美国逝世。不择手段的马戏团老板很快就将他们弄到手，运到美国，以为可以像摆布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操控他们，但是昌和恩想方设法，在1839年逃脱了贪婪的马戏团老板巴纳姆的魔爪，得以自力更生。

昌和恩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人的精明和美国人的信念可以联手战胜逆境和偏见：他们最终隐居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乡间，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赢得了白人农民的尊重，甚至娶到了浸礼会教堂牧师（也是一位有钱的地主）的一双女儿。他们各自同妻子生下了十二个和十个子女，每一个都很健康，如今他们的后代已经有约一千人了。

海报上托奇兄弟点燃了马克·吐温的想象力，让他找到了故事的灵感，而昌和恩的故事也给他另外一个故事提供了素材。（“双重性”是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菲德勒的作品（副标题是“隐秘自我的神话与图像”）将史实与文学和电影的虚构，以及神话原型的重现结合在一起。书中最有意思的部分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这些生活在马戏团里的“生命奇迹”，几乎都以悲惨的结局收尾。

然而促使菲德勒写作这本书的出发点，却是对文化命运不断变化的“怪胎”一词的思考，它曾经意指恐怖的事物，现在却变成了“生理上完全正常但离经叛道的年轻人自我标榜的口号，诸如此类的口号还有‘嬉皮士’、‘披头士’等”（莱斯利·菲德勒，《怪胎：隐秘自我的神话与图像》，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78年，第14页）。菲德勒正是抱持着这一前提，探寻了在不同文化中生理“异常”形式所具有的价值，由此探讨了界定人类生存的边界和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施皮茨纳博士的蜡像博物馆无疑可以为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些许养料。

1980年

龙的遗产

同其他许多事业一样，法国的方言研究也始于拿破仑时代。1807年，内务部统计局在各个省份发起一项调查，旨在法国各地方言中收集关于回头浪子的比喻[22]的所有版本。他们在反复斟酌其他选项（比如礼拜日的各种布道词）之后，将其选定为基础文本。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这个出自《路加福音》的短语满足了简单、普遍、日常和典型的全部要求。波旁复辟[23]使得统计局被取缔，但是这项研究由皇家考古学会继承下来，一共收集了三百个版本。

单单从这一细节中，我们便可以看出意法两国在为大众文化研究设计问题时有着多大的差别。在法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几乎隐藏在国家文化、语言大一统的霸权身后（而意大利则正好相反），而人们之所以生出动力要掌握这一世界的知识，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正在消失。（历史消亡的速度在意法两国截然不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传统的风俗和思维似乎直到昨天都绝无根除的可能，却在转瞬间彻底消失；至于法国，传统很快就变得岌岌可危，却又能够长久地存续下去。）

这场在巴黎大皇宫举办的展览名叫“为了明天的昨日：艺术、传统和遗产”（“Hier pour demain:arts,traditions et patrimoine”），它将对法国的“民族志学”发现溯源至启蒙主义时期，溯源至百科全书学派将工具和“机械艺术”奉为圭臬的时代。这次展览不仅布置了工艺品展台，还有一台18世纪的袜子织布机，以及产于那个年代的华美的刺绣丝绸袜。狄德罗曾评价说：“这台袜子织布机是人类制造的最为复杂、最为严格的逻辑机械。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推理，生产出来的袜子便是它的结论。”

与此同时，皇家农业学会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在文学和艺术的田园世界里总是以和蔼可亲的面目示人的牧羊人，摇身一变具备了技术知识，用上了《论绵羊：饲养和管理羊群的方法》（1770年）或《牧羊人和羊群主指南》（1782年）等手册。在这一方面，巴黎大皇宫的展览也同样在文字和绘画档案的一旁摆上了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比如带刺的狗项圈，以及当公羊不服管教时，用来泼土惩戒它的铁锹。

皇家医学学会的医生则是不自觉的民族志学者，他们探索乡间，寻找流行病和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