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话题，你能自行解释这个话题，将它译成自己的思想或言语，那是一回事，如果这些言语完全是强加于你，让你没有退路可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它是某种权威机关的宣传语或是民众发泄不满的谩骂工具，它们总是一瞬间扑到你身上，让你别无选择。这实际上是攻击，是专横，是暴力。

（当然了，广告也是同理，只不过在广告中的信息不会那么咄咄逼人——我向来不相信所谓“隐匿说客”的说法——我们会感觉这些信息似乎更安全些，因而在成千上万势均力敌的信息当中，广告信息显得更为中立。）

我们看书读报时看到的文字并不属于强加的文字，因为为了让信息抵达你的脑海，它首先得征得你的同意，而这种同意的形式可以是购买，也可以是翻开一本书。但是如果它以一面墙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令你无处躲避，那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一种欺压。

如今，当人们的权利遭到践踏时，他们就拿着喷漆枪把自己的宣言喷在墙上。待到他掌权的那一天，他还是会用大理石文字、青铜文字（根据当时的习惯）、巨大的宣传横幅或是其他工具来证明他权力的合法性。

我这番言论不适用于强权压迫之下的抗议性文字，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言论自由的缺乏比城市面貌更为重要，秘密的书写者为了打破这种寂静甘冒巨大的风险，就连阅读这些言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冒险，需要我们在道德上做出抉择。此外，如果墙上的话写得非常俏皮，就如近来我们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所见所闻，或者是某种能予人启发，令人诗兴大发的文字，或某种具有原创性的文字，那么我就会网开一面，收起我大拇指向下的裁决。因为要理解这些文字的思想价值、幽默感、诗意性或美学鉴赏性，都需要一种非被动的过程，一种阐释或理解，简言之，一种由读者开动大脑，将其据为己有的协作行为。但是当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宣告或是否定，单一地要求阅读者认同或拒绝时，我们面对言语攻伐而重建自身内部自由的潜在可能都将被这种强制阅读抹杀干净。这些文字一天到晚都强加于我们的理性之上，在这种精神思想的狂轰滥炸下，一切都会丢失殆尽。

当然，我也不是在说古罗马帝国的城市当中所有的石碑和公共建筑上的文字都是帝国权力和国家宗教所强加的。如果今天古罗马的碑文吸引了我们，那是因为它上面的信息要求我们对其进行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对话，一种自由的参与，而文字当中原有的恐吓威力已经消失了。与此同时，建筑上的阿拉伯文字以及它们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的功能在我们看来充满了魅力。在我们看来，这些书写的文字将周围笼罩在一片肃静之中，而且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懂，甚至不知道从哪边看起，它就仿佛被封禁在自身的世界之中，它的权力也就无法伤害到我们。（远东的文字亦是如此。）城市应当继续保留书写，应当传承它多样、持续的使用潜力，而不是令它服务于权力的滥用。也许这才是彼得鲁奇的论文与我的观点相接合的地方：所谓理想的城市总是飘荡着一层文字的尘埃，既不会沉积为泥，也不会钙化僵滞。

然而，假使意大利破旧城墙上的文字变得和阿拉伯文字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一样的晦涩难懂，那么我们是否会对它感到失望，对这一努力的白费有所悔恨？当墙上的文字拒绝傲慢与独裁的滥用时，它也就拥有了自身独特的主义；它就像是一句低语，需要竖起耳朵静静聆听直到能辨识出其中罕见、微小的言语，其中拥有着一瞬间的真实。

1980年

想象的城市：空间的尺度

大约在公元1000年，欧洲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城市发展热潮。在大约四个世纪里，中世纪的城市虽然沿袭了古代城市的位置、名号，哪怕岩石，却与那些古代城市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中世纪的城市中，与过去的社会生活有关的建筑（庙宇、广场、浴场、剧院、竞技场、体育场）都消失了。甚至连它纵横交错的城市布局也被狭窄蜿蜒的迷宫街道所淹没，再也无从辨认；而作为基督教城市主要基准点的教堂也只是在与圣徒、圣迹、殉教者、圣物有关的地方杂乱无序地排列着。

正是教堂在城市中的分布，更确切地说是城市与教堂之间的等级关系，构成了城市的形态。大教堂和主教所在地是宗教和社会的中心；城市中还有相当多的教区中心和各类修道会的修道院；而宗教仪式队伍的行进路线则决定了各条交通道路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城市是活人和死人共存的城市。尸体不再是不纯洁的，也不再被丢弃到城墙之外。对逝者的习以为常以及同墓地的和谐共处均为中世纪城市在文化上的重大转变。

水平面上纵横交错的城市干道的缺失被垂直面上新兴的建筑所弥补。从公元7世纪开始，教堂高塔开始在城市中出现，在这些城市里，居高临下的钟声为城市通报时间，也确保了教会“对时间和空间的统治”。接着，在13世纪以后，世俗力量开始从宗教的支配力量中突围，市镇高塔、市镇大厅，以及乡绅宅邸相继拔地而起。

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城市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城市不再像古罗马帝国时期那样是军事和行政的中心，中世纪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生产、贸易和消费。中世纪城市的代表阶层已然是资产阶级，而市场也愈发地落入他们的手中。

与其他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