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平平。在后来出版的《文学机器》（Una pietra sopra）（1980年）中，卡尔维诺形容这篇杂文“是一次把自己的认知融入演说话题当中的尝试（正如我在《文学样刊》上早前发表的那些文章一样），这其中既有我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不同评价的认知，也有这些年来关于左派问题的本质的认知……也许我做的另外一个尝试就是将不同的元素拼凑成一幅统一和谐的图画”。

在《咖啡》杂志的11月刊上刊登了《宇宙奇趣全集》（Futte cosmicomiche）中的前四则故事：《月亮的距离》、《天亮的时候》、《太空中的一个标志》、《一切于一点》。

1965年

卡尔维诺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1月30日的《重生》上，另一篇发表在2月3日的《日报》上），加入了由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发起的关于新的“技术性”意大利语的讨论。

5月，他的女儿乔万娜（Giovanna）在罗马出生。“活了四十年第一次做父亲，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更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乐趣。”[写给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信，11月24日]

《宇宙奇趣全集》出版。他以托尼欧·卡维拉（Tonio Cavilla）为笔名，编辑了《树上的男爵》的精简版并附上评注，收录在“中学读物”系列中。《烟云》和《阿根廷蚂蚁》作为姊妹篇出版（这两篇小说之前已经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中）。

1966年

2月12日，维托里尼去世。“我很难把死亡这件事和维托里尼联系起来，甚至就在昨天，他也还是个和疾病无缘的人。那些本质上消极性的体现，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主流，却不属于维托里尼，他总是追寻生活的新面貌。而且他知道如何激发出他人的这一面。”[Conf 66]一年后，在《文学样刊》向这位西西里作家致敬的专刊上，卡尔维诺发表了一篇悼文：《维托里尼：计划与文学》（“Vittorini:progettazione e letteratura”）。

维托里尼逝世后，卡尔维诺对时事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正如他后来所言，他有了一种疏离感，节奏也发生了变化。“早先我完全无法理解，如何将泡在图书馆作为职业……现在这种想法却占据上风，而我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并非是我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减弱，而是我不再有占据社会生活中心的冲动。当然，主要原因是我也不再年轻了。我年轻时所信奉的司汤达主义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这也许是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年龄自然而来，我曾年轻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是太长了，突然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开始我的老年生活，对，就是老年，我甚至希望它早点开始，没准还可以延续得更长久一些。”[Cam 73]

然而卡尔维诺的疏离感并不意味着与外界的粗暴隔绝。5月，他接受让—路易斯·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的邀约，为其导演的戏剧撰写剧本。6月初，他到拉斯佩齐亚参加“六三学社”的会议。9月，他向一位英国编辑寄送了一篇《作家力挺越南》（“Authors Take Sides on Vietnam”）的论文（“在一个没有人对自己感到满意或问心无愧的世界中，也没有国家或机构能够奢望体现出一种普遍的想法，甚至无法仅仅反映自己特殊的真相，越南人民是唯一带来光明的存在”）。

1967年

6月下旬，卡尔维诺一家移居巴黎，住在夏提隆广场的一幢小房子里，打算在那里住上五年。但卡尔维诺在那里一直住到1980年，这期间他时常返回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度过了一些夏日时光。

他完成了雷蒙·格诺《蓝花》（Les fleurs bleues）的翻译。这位特立独行的法国作家活跃在多个领域，他的影响在已经成熟的卡尔维诺身上也有诸多反映：对于古怪又矛盾的喜剧性的嗜好（并不总是通过娱乐体现出来），对于科学和组合式游戏的兴趣，以及融合了实验主义和古典精神的文学技艺的想法。

卡尔维诺举办了一场题为《控制论与幽灵》的讲座，并且根据讲座内容撰写了文章《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Appunti sulla narrativa come processo combinatorio），发表在《新潮流》上。他在《新潮流》和《报告》（Rendiconti）上分别发表了《有丝分裂》（La cariocinesi）和《血，海》（Il sangue,il mare），后来均收录在短篇小说集《时间零》（Ti con zero）中。

年底，他和扎尼凯立出版社（Zanichelli）的乔瓦尼·恩里克斯（Giovanni Enriques）共同策划和编纂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文集，得到萨利那里（G.B.Salinari）和四位教师的协助，在1969年以《阅读》（La lettura）之名面市。

1968年

卡尔维诺对符号学产生了新兴趣，这一点也从他参加的两场研讨会得以证实：研讨会在索邦大学的高等教育学院举行，组织人是罗兰·巴特，主题是巴尔扎克的《萨拉金》（Sarrasine）。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