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的地方。届时上万名信徒赶来参加活动，其中的五千多人要设法挤进墓地群中的清真寺。这里很久以来就是个神圣之地。四周的田野长满了胡杨，遍布着千万座坟墓，其中最重要的墓要数位于清真寺外面的那两座。一座由整块巨石建成，墓顶的瓦片大多掉光了；另一座为新建的土木结构。两座墓的主人都是1700年至1930年间统治哈密地区的回王。

从回王墓返回的路上，我们经过古城区。坑坑洼洼的街道两旁都是墙皮剥脱的土坯房。但是，从土坯房敞开的大门外，我们看到当地人穿着我祖父母辈穿的衣服，坐在光影斑驳的葡萄架下喝甜茶。在城市的这一角，显然这样生活的格调与丝绸之路更为相配。但是，古老的生活方式显然也在土崩瓦解。墙上贴满了宣传海报，推广最新的时尚方式和商品。

除了回王陵和维吾尔人生活一瞥，哈密再无可看之物。我俩无聊之极，蹬车去了哈密博物馆。博物馆位于一座毫无特色可言的黄色大楼的二层，没开门，但是坚持就是胜利，我俩设法找到了保管钥匙的管理员。哈密也曾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如今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凄惨的地步呢？

公元2世纪，大汉王朝的影响首次扩大到中亚地区时，哈密还在它的掌控之外。那时哈密称“伊吾”。在随后的几个朝代，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时强时弱。哈密时而处于中国管辖，时而为其他民族所统治。哈密是敦煌和吐鲁番之间最大的绿洲，不仅丝绸之路北线穿过这里通往敦煌和河西走廊，还有另一条支路经哈密向东穿过蒙古直达北京。这是通往华北的捷径。考虑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哈密过去应该是个相当富庶的地方，现如今它竟然沦落到这么凄凉的境地，着实让我们惊讶不已。

第二天上午，我们坐上一辆载满了矿工、开往三道岭的大巴赶往拉南去克古城遗址。

其中的一段公路正在修路，大巴车不时地绕来绕去，行驶了近两个小时才走了50公里。终于，离三道岭还有一半路程时，我们在一条向南通往五堡乡四堡村的柏油路边下车。司机开走前提醒我们，开往五堡的早班车早就开过去了，而坐下午那班车就没办法赶上最后一班回哈密的汽车。我们心想：这不算什么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还搭不上个便车？我们跟司机挥手告别，等待着开往五堡方向的汽车。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为了取暖，我俩扔起了石头。此时，我们身处荒郊野外，上哪里去搭便车开往偏僻的2000年前的哈密古遗址啊！虽然我们现在离哈密只有50公里远，但我们很可能身处戈壁滩的深处。我俩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待着任何有轮子的东西。但是，经过我们身边去往五堡方向的机动车仅有两辆拖拉机，一辆吉普和一辆摩托车。

盖斯墓

两小时后，我俩决定放弃，返回哈密。5分钟后，我们坐在一辆新标致车的后座上。车座和车门上的塑料包装还未拆开，车厢内散发着一股新车的味道。司机是个在三道岭煤矿工作的年轻人。他去过哈密地区的所有地方，为我们讲述了我们无法亲眼一见的拉南去克古城遗址。

他说，遗址就在四堡村外的农田里，几乎无法识别。四堡在维吾尔语中称“Lapchuk”，据当地史学家称，Lapchuk就是古哈密或伊吾所在地。在过去的一千年间，哈密随着水源的改变不断东移，而且照这个帮我们摆脱困境的年轻人的说法，Lapchuk不值一看。在回哈密的路上，他建议我们下次再来丝绸之路应该去看巴里坤草原。巴里坤草原在天山的另一边。天山就像座巨型的白色城墙，耸立在巴里坤草原以北30公里外。可惜，我们已经和晚上的火车有个约会，但是在我们等火车的时候，何不让想象力带我们走访一下巴里坤草原呢？

汉语中“天山”意为“天上的山脉”。天山山脉从哈密向西绵延至乌兹别克斯坦。过去几百年来，天山北部一直是哈萨克族的家园；在此之前，它是蒙古人的家园；再往前，依次是维吾尔人、突厥人和匈奴人。我想，如果有人想研究游牧民族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巴里坤草原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

穆斯林墓地群

哈密北边每天有一班车穿过天山抵达巴里坤草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把巴里坤草原称为“Barkol”，这是巴里坤草原西部的一个湖泊的名字。根据《后汉书》记载，每当匈奴被赶出河西走廊，他们就会撤退到这里；而一旦重振力量，他们便于此地再次发起进攻。直到2世纪，汉人才把匈奴赶出巴里坤草原，彻底结束了他们的侵袭。大捷之后，汉人把烽火台修到了巴里坤，以防匈奴再次偷袭。中国人有一套传递消息的信号系统（白天放烟，晚间点火），可以使消息在几分钟之内传到千里之外。

“喂喂，敦煌，这里是巴里坤。没有匈奴来犯。不过大伙儿都渴坏了，再来一车啤酒。”这是我想象的用焰火对话的情形。

我俩等火车时储存了一些哈密的特产。对中国人来说，哈密就是甜瓜的代名词。自从哈密回王把哈密瓜进献给中国皇帝以后，哈密瓜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瓜。那是300年前的事，可哈密产瓜已有至少两千年的历史。

大多数人提到哈密瓜时，想到的是淡绿色、香瓜一般大的那种，但实际上哈密瓜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最受欢迎的品种是“红心脆”、“老铁皮”、“黄炮弹”和“黑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