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的机遇。医生先给酒鬼接上几根肋骨，随后把他转到了精神病院。终于，小镇上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年轻人面孔。

拉斯洛到任后，将所有图书认真编目，并动手写了几十张通知散发到学校和居民家里。图书馆在一个跟往日没什么两样的上午重新开门。第一天没有人来；第二天没有动静；第三天只有邮递员来送给他一封家信。一周过去了，年轻人的激情开始降温。

有一天下午，拉斯洛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看书，忽然听到阅览室门口有些响动，他本以为是老鼠或捉老鼠的猫，撂下书到隔壁看了一眼：阅览室里静悄悄的，木门虚掩，什么活物也没有。他回到屋里重新坐下，刚把书捧起，又听到了响动。年轻人再次起身去看，还是没发现任何异样，不过这次他没马上走开，而是屏吸静气地站在阅览室中央。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窸窣的碎响，虚掩的木门被什么东西轻轻拱动……他冲了过去，拉开屋门，意外地看到一群灰头土脸的孩子！

孩子们被他怒气冲冲的样子吓坏了，四散逃开。拉斯洛抱歉地朝那几个躲在房后、树后的小孩子招手，孩子们用煤球一样漆黑的眼睛警惕地看他。拉斯洛想了想，回屋演了出空城计，不仅将木门敞开，还搬来一把木椅抵在门边，回到办公室重新坐好，手里捧着书，耳朵却机警地听着门口。慢慢地，孩子们又悄悄地聚回到门口，终于，第一个大胆的孩子试探性地跨进了门槛，另一个随后跟进来，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当拉斯洛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几十双眼睛盯在他身上。拉斯洛让孩子们围坐成一圈，给每个人发了一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给他们上了第一课，讲“怎样读书”。大多数孩子从没摸过书，于是他从书皮、扉页、作者、标题和插图讲起，然后讲读书的好处，告诉他们书里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再后，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童话《带刺儿的玫瑰》，绘声绘色地讲起来……那天晚上，阅览室里的最后一个孩子是被父母硬拉走的。

从那之后，拉斯洛开设了“读书课”，还从城里请来一些演员、作家跟孩子们见面。再后来，不仅是孩子，镇上不少成年人也成了文化馆的常客。图书馆逐渐变得热闹，常被孩子们挤得满满的；原来静如死水的小镇开始有了新闻和话题，有了惹人关注的兴奋点。在居民们眼里，新来的图书管理员成了一个奇特的怪人。不过，年轻人只在山沟里工作了一年，原因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午夜大火将文化馆连同可怜的藏书一起烧成了灰烬。既然没有了书，图书馆管理员也就失掉了存在的意义。于是，拉斯洛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镇和孩子们。

“你们看，就是因为那一把火烧掉了小图书馆的几千册藏书。所以作为补偿，我应该多写几部。”作家曾打趣地跟朋友们说。失业后，他正式开始了作家生涯，用一年时间写成了处女作《撒旦探戈》，灵感就缘于这段特别的生活感受。拉斯洛善于描写封闭乡村的精神世界，能透过小酒馆里的琐碎场景看到人类最内心的层面。

在《撒旦探戈》里，伊利米阿什从城里回来了；在《战争与战争》的序篇里，先知以赛亚回来了；在《温克海姆男爵归来》里，又一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英雄再次出现在绝望者们的视野里，温克海姆男爵，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回到匈牙利，回到无望的故乡，在这里，人们等他就像等弥赛亚，等救世主。

绝望，希望，再绝望，再希望？

绝望的希望，希望的绝望；陷阱中的舞步，魔鬼的怪圈。

就像赫拉巴尔或艾斯特哈兹，他也在作品里通过东欧人特有的幽默表现事物悲喜剧的两面。在读者看来，《撒旦探戈》是绝对的黑色，但是作者自己并不承认。拉斯洛说，凡事都有悲与喜的两面，“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我们东欧人对这矛盾的两面格外敏感。实话实说，我不认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的悲喜剧。”

5

拉斯洛是一个看过世界的人。1987年，第一次离开匈牙利，拿着西德人给他的DAAD奖学金在西柏林生活了整整一年。柏林墙倒塌后，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不仅经常往返于德国和匈牙利之间，还先后旅居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希腊和日本，还有中国。

自从在塞格德相识后，他就一直跟我念叨，说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陪他再去一次中国。这个“中国计划”他酝酿了好久，直到1998年5月才得以实现。那一年，西欧的一家国际新闻组织从世界范围选出十二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请他们各选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后沿着他的足迹实地游访，写一篇报道。与拉斯洛同在名单上的还有马尔克斯。拉斯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白，决定沿着诗仙的足迹走一圈。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他此行的随行、翻译和助手。

我们在五一节那天从北京出发，搭乘火车和长途汽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马不停蹄地走遍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然后穿过三峡，抵达武汉。一路上进行了大量采访，每到一地，都要拜会作家同行，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跟中国文人谈李白并不是难事，他们总能谈出个“诗仙”、“酒仙”的所以然，甚至会为李白是“儒”是“道”争执一番。但是，试想一位蓝眼睛的老外和一个长发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