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囚徒》。“我从中国回来，一进门就向家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讲得很流利，绘声绘色，家人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发神经，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中国病”。从那之后，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新闻。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闲聊，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崇拜诗仙李白，他自称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他说：“只要在街上遇到一个亚洲人，尽管分不清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

他给了我一张带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说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国之前特意请一位汉学家朋友帮他起的，一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虽然我觉得这名字不妥，但还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象出中国人接到他名片时的微微皱眉，也能想象出他绘声绘色对自己中国名的得意解释，这名字怪虽怪，但很可爱。

虽然拉斯洛去过一趟中国，但在亚诺什家，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能够作为“朋友的朋友”近距离接触的中国人。拉斯洛是个情感丰富、善于表达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别人欣赏，也知道如何欣赏别人，尽管他极富阴柔与自恋，可一旦对谁产生兴趣，便会表现出无尽的耐心和溢于言表的情感，会用童话般的语调讲一段长长的小事，会用诗一样的词语赞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恋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画家，不失毫厘地观察日出日落的色彩，体验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然后将思维转换成文字，画到纸页上。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聊到了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崇拜的中国诗人，他读过许多李白的诗，要知道，科斯托拉尼·德热[1]、沃洛什·山多尔[2]、法鲁迪·久尔吉[3]、伊雷什·贝拉[4]、萨布·吕林茨[5]等多位匈牙利大文豪、大诗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作品。叫他感到惊异的是，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在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谈到兴奋之处，他要我抄一首李白的诗给他，我便用毛笔写了一幅《赠汪伦》，我不仅用中文吟给他听，还将大意翻译给他，他从书架上找到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匈文版《李白诗选》，还真找到了这首的译文。读罢，他点头微笑：“妙极了，这比兰波的情诗更动人。”我不知道兰波是否真给魏尔伦写过情诗，不过他的这个比喻让我会心地笑了，觉得这个人很浪漫，很敏感，很个性，很随意，在他思想的原野几不设防，也没约束。更何况，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暧昧的文体。

这天晚上，拉斯洛和我聊得投机，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车带我离开了塞格德。当时，他住在北方一个叫乔班考的小村庄里，我在那里住了有一个星期。

4

那是栋盖在果园里的石头房子，感觉更像座图书馆。书架直抵天花板，其中两层是他从世界各地收藏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画册。出于好奇，我问他是怎么开始写作的。他给我讲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城——久洛市（Gyula），父亲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久尔吉是一名律师，血缘里混合了法兰西和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母亲帕林卡什·尤利娅是血统纯正的匈牙利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业务。少年时代，他曾是小有名气的钢琴手，是一支爵士乐队里唯一的未成年人，或许因为音乐，他身心充满了浪漫气息。在久洛市，他一直读完职业高中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先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专业，准备子承父业。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1977年就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过一篇《我曾相信你》，但那只是练笔，很少有人读过它。同年，由于忍受不了法学的冷漠和枯燥，拉斯洛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攻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思想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

那时的拉斯洛还是一位充满青春理想的社会主义者，揣着一股为大众服务的朴实激情。1983年，拉斯洛大学毕业，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热愿，主动离开都市，跑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沟里，当了一位乡镇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那是一个吉卜赛人聚居、被上帝遗忘的角落，镇子上虽有一所小学，但真正读书的孩子少得可怜。所谓“文化馆”不过是一幢低矮破旧的老屋，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储藏室和一间二十来平米的阅览室，藏书不过几千册，而且大多是纸页棕黄的旧杂志。旧归旧，但却很“新”，因为很少有谁摸过它们。四壁和家具都散发着霉味儿，书上落满了尘土，墙角和书架上蛛网密布，塔灰高悬，大概就像《撒旦探戈》中描绘的小酒馆库房。

在拉斯洛之前，曾有过一位图书管理员，据说是一个只在梦里清醒过的中年酒鬼。让酒鬼管书，倒也平安无事，直到有一天清晨发生了意外：这个酒鬼在从酒馆到文化馆上班的路上和另一个骑摩托的酒鬼撞到一起。拉斯洛说，幸好酒鬼被送进了医院，才给了他一个在别人眼里根本不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