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迟疑地向自己承认，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变得自如可控。当然，即使这样，后来他还是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克服内心的恐惧，因为他知道，即使他以这种完美无缺的方式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即时的判断，他的生活，仍然会在烈酒、香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采购方面——非常遗憾——不得不依赖他人。他将跟食品采购相关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克拉奈尔夫人，而他对酒馆老板的怀疑被证明是毫无依据的：妇人办事一丝不苟，甚至改掉了她常在最不恰当的时刻抱着一样样在村子里被视为稀罕物的食品打断他工作的毛病（“快吃吧，大夫，别等凉了！”）。至于喝的东西，有时候他会自己购买，一买就会买很多，更多的时候，作为某种奖励，他会将这项任务委托给酒馆老板；而酒馆老板——由于担心喜怒无常的医生有一天会收回对他的信任而使他丢掉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哪怕是医生最微不足道、有时简直愚蠢透顶的愿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予以满足。医生对这两个人确实用不着过于防范，至于农庄里的大多数居民，早就不会因突然的发烧、胃痛或外伤等小病小灾而不做预约就破门而入，因为所有的村民全都认为，他的专业知识和可信任度也随着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而丧失殆尽。这个——尽管这么讲明显有一些夸张——并不是毫无根据：他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对自己脆弱易伤的记忆能力的保持上，任凭所有无足轻重的琐碎事自生自灭。即便如此，他还是总活在焦虑状态，因为——就像他经常写在日记里的那样——“这些事占去了我所有的精力！”因此，不管是克拉奈尔夫人还是酒馆老板，只要他们一出现在门口，医生就会就一言不发地盯着他们长达几分钟之久，死死地盯着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的视线投在地上或转向一旁的速度，通过他们眼神里流露出的狐疑、好奇并掺杂了恐惧的阴影变化判断他们是否还愿意继续维持并且能够保持他们之间缔结的贸易关系协议，之后，他才招一招手，让他们走近一些。他将自己与他俩的交流控制到少得不能再少的程度，他不搭理他们的问候，只是朝鼓鼓囊囊的袋子瞥一眼，然后用很不友好的神色观察他们笨拙的动作，嘴里一直念叨着，以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听他们笨嘴拙舌地讲述他们事先准备好了的提问或解释，使得他们（特别是克拉奈尔夫人）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点都不点就将他事先点好了的钞票塞进口袋，然后匆忙离去。他之所以不愿意走近门厅，或多或少是因为当他不得不从扶手椅里站起来去房间的另一头取什么东西时（特别是当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感到头疼或突然胸闷憋气；所以在这种时候（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他会尽可能麻利地速战速决，但是当他回到原位时，这一天已经被毁掉了：某种无法解释的深深不安会给他注入一针兴奋剂，杯子或铅笔开始在他的手里抖动，焦虑地在日记本里记下想到的话，随后，又以粗莽、激愤的动作用橡皮擦掉。在他房间里的犄角旮旯，到处都堆满了东西，脏得不成样子：从外面带进来的泥沙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结结实实地干在了已经完全腐烂变朽的地板上；门边的墙根长了蒿草，右边地上扔着一顶被踩扁了的、几乎已经辨不出形状的礼帽，四周到处撒有食物残渣，塑料袋、空药瓶、从本子里撕下的纸张和铅笔头随地可见。医生——跟那些洁癖患者的病态截然相反——丝毫不想采取任何措施改变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反正他已经觉得，房子的后半部分已经划归到“外面的世界”，它确实也已经属于了外面的、充满敌意的领域。这样一来，他找到了能够解释自己恐惧、焦虑、无措和六神无主的缘由，因为房间里总共只有一面是“保护墙”，而从另一面墙“可以随便发起攻击”。房间开向一条光线阴暗、杂草丛生的走廊，厕所门也开在走廊；厕所的水箱已经坏了好几年了，因此备有一只水桶，克拉奈尔夫人每星期三次，必须将水桶灌满水。在走廊尽头的对开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另一头的房门则通向室外。克拉奈尔夫人单有一把进屋的钥匙，每次她来，刚一迈腿进屋，就立即能闻到刺鼻的酸臭味，这股气味被吸进她的衣服里，甚至渗透进她的皮肤里，即便她——“在登门探望医生的日子里”——每天洗两遍澡也无济于事。对喜好打听的哈里奇夫人或施密特夫人，她也是用这个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医生家里久留——原因很简单，她实在忍受不了那股臭味，几分钟都不行，因为：?“我实话实说，那股臭味令人无法忍受，实在无法忍受！我真不明白，在这样可怕的臭味里他怎么可以活下去。他毕竟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能够看到……”医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股令人无法忍受的臭味，除了集中精力关注的事外，他对于家里其他的一切都熟视无睹；他把更多的注意力和心力都用在了维护自己周围物品的秩序上，用在桌子上、窗台上和扶手椅周围已被蛀虫咬烂了的地板上的食物残渣上，用在餐具、香烟、火柴、日记本和书之间的摆放距离上：有那么几次，当他在由于黄昏的突然降临而变得昏暗的房间里一样样地审视他那些摆放如意的用品时，会感到一股温暖和些许的满足，他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的掌控力无所不在。几个月前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