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的生物化学家马丁·艾根拥有一份复本。他用电脑重新计算了在自由条件下善与恶的存活能力，得出的结论是，在不考虑平均值的情况下，人或上帝的自由意志与恶成反比（由于恶的自大、处心积虑、格格不入）。他说，这里的前提是人们对善的定义，如：“这样做有利”，“这是对本乡本土负责”，一件“始终质量上乘”的东西，或“行为举止得体”，即一个人尊重他人的利益或这样的人所说的话。因此，马丁·艾根把“空想的善”视作“恶”。受托马斯·阿奎那另一段话的启示，他说，自由向善的转变取决于对善的准确定义（重点在于“善的使用价值”）。

12月9日，1941

由于不得不清空校舍，多姆和马蒂诺两所学校各年级的学生必须共用一栋楼作临时教室。课程改到下午举行。

放学后，我们分头去收集废金属。1公斤铁得1分，锌是7分，铜3分，锡6分。攒到40分就可以得到一次表扬。锡很少见，锌嘛，就是牙膏管。报废电器上有铜。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为帝国军备收集原料。

屋子的窗后还笼罩着灯光。严格的灯火管制要到19点后才开始。我们激昂的心蓄满能量，和外头的光源相呼应。吸到肺里的清冽空气是多么让人振奋！我们还没有成为士兵。我们还没有死。我们拉着沉甸甸的手推车，上面是我们上天入地搜集来的宝贝。我们拽着千斤重的发动机组碾过皑皑大雪。栅网和栏杆上的铁钩都被我们拆得干干净净。

12月10日，1932

在雅典，1931年11月由于银行集体倒闭所引发的危机而关闭的股票交易所，重新开张。“希腊的土地等待心灵。”[1]这种情感曾为希腊人的解放斗争带来胜利，德国人和英国人也助她一臂之力（荷尔德林写下《许佩里翁》，拜伦爵士在战斗期间死于风寒）。巴伐利亚的官吏们追随奥托国王[2]前来，为这个刚刚摆脱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度设立了第一套财政体系。可后来这些政府要员连同巴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一起，被这块忘恩负义的土地所驱逐。

[1] 语出歌德《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Iphigenie auf Tauris）一诗。——译注

[2] 奥托一世（Otto Friedrich Ludwig von Bayern，1815—1867），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之子，1832年，17岁的他被立为希腊国王。——译注

12月10日，1941

德拉克马[1]的币值贬至谷底。第三帝国的金融魔术师，以特派全权代表的身份展开行动。那时帝国银行的“诚实货币”早已一去不返。金库里存的是“掠夺来的黄金”。现在将有数吨运往雅典。既然帝国占领了希腊，现在帝国就要负责力挽狂澜。

受元首委派，诺伊巴赫博士从罗马坐飞机来。德拉克马的命运取决于亚历山大，英国占领下的这个城市是地中海东部所有黑市的中心。来自英国的货币专家对黑市的行情毫无影响力，倒是身在雅典的诺伊巴赫博士有资格兴风作浪，如果他用黄金买进德拉克马。作为对手，英国早该准备好足够的希腊伪钞，提前几年大量收购德拉克马。但这些眼高于顶的人没这么做，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市场。于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希腊币值如何在短短几周内恢复正常水平。轴心国这次迟来的成功，全是诺伊巴赫博士的功劳。多亏他以官方身份高姿态地到来，拿出好几吨 “帝国黄金”——源自萨洛尼卡被没收的犹太人财产——救市，这才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营造出欣欣向荣的假象。

如同有一条无形的线索牵引，中立国交易所内的希腊货币行情逐日看涨。军队、强制命令和兵工厂劳动本该与此没有任何干系，因为照理说，那些在亚历山大制定汇率、在路边小酒馆里啜饮咖啡的资本家，不可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1] Drachme，希腊货币单位。——译注

12月10日，1944

在这场地中海风暴里，没人知道预备役少校、银行官员奥托·席林的船究竟是在伯罗奔尼撒以南的哪个地方沉没的。这位经验丰富的万湖帆船好手，往船上装了3.4吨来自希腊国家银行的黄金，一份返还帝国的贷款。很有可能就是这份财富把一艘木制小船拽向深渊。12月盛行布拉风，变化莫测的北风使人根本无法在希腊沿海航行。保险的做法应是先把黄金送到意大利，再通过火车运回柏林。

12月10日，2009

所谓的十二月开支：希腊共和国财务审计部长，陪同一位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派来的顾问，已经整整两天在追查普普通通的“十二月开支”。对此人们无法提出反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财政预算，在新的一年到来前都会把剩余的、那些本来将用于某种目的的款项挥霍干净，否则来年的预算就会缩水，无法再申请与今年同等的额度。作为一个曾在图宾根大学就读的法学专家，审计部长说，本来没那么糟，如果这些钱能转到下一年，至少能合理地使用它。自上而下传达的预算表毫无约束力。在一贯承袭东正教习俗的雅典，这里降临节的重要性要比北欧地区小得多。再说，这里也没有那些伴随年终结算繁忙工作的黄昏时刻——那只属于繁荣的商业城市。

12月11日，1944

降临节期间的华沙。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氛笼罩“第三帝国最后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