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画面的电影。媒体会及茶歇安排在阿德隆酒店，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现场，堆满丰厚三明治的手推车来回穿梭。在如此一家拥有一流供暖环境的酒店里举办媒体招待会，光凭这点电影就已大获成功。

《幸福之栈》演出中断

为了告别1932，马克斯·莱因哈特[1]策划了一场除夕讽刺剧，名为《幸福之栈》。札瑞·朗德尔主演，弗里德里希·霍伦德制乐，整体构思来自奥东·冯·霍尔瓦特[2]。然而它在柏林大剧院的彩排不了了之。霍尔瓦特要使用剧院自1920年起积攒的全部舞台装饰，它们现存于梅克伦堡的谷仓。这部剧按计划将是一出“世界剧场”[3]，一次总体告别。

演出分为九个场景：美洲、厨房、那不勒斯、南太平洋、东方诸国、维也纳、莱茵河、北极及天堂。按照霍尔瓦特的构想，维也纳的部分需要长期的幕后准备，到时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应是一个具体而微的1912年，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这九个场景将布置在一个旋转台上。

所有这一切证明远远超过预算。

米沙·斯伯里安斯基的《100米的幸福》取代霍尔瓦特的讽刺剧进行了彩排。对莱因哈特和霍尔瓦特来说，《幸福之栈》项目的搁浅是由于人们缺乏创新的勇气，还是他们过于吝啬？是二人太过狂热。

[1] 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1873—1943），奥地利著名导演、演员、剧院领导人。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从事戏剧活动，曾进行多方面的舞台革新尝试。——译注

[2] 奥东·冯·霍尔瓦特（?d?n von Horváth，1901—1938），生于一战前奥匈帝国、用德语写作的大剧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闻名遐迩，代表作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译注

[3] “世界剧场”（Das Grosse Welttheater），取自17世纪西班牙知名剧作家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1600—1665）的同名宗教剧，以戏中戏的手法叙述人类的命运。——译注

12月8日，1941

蓝色星期一。帝国行政机关缓缓回归运转。元首上午11点钟起床，忙碌到夜里1点。

一次由帝国保安总局组织、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邀请所有相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原定在1941年12月8日举行。这次会谈往后推迟了六周，改至1942年1月20日。它便是万湖会议。而在1941年12月8日那天召开的，是帝国议会。霍斯特·伯克尔，一位（生物学和历史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者，于2006年研究短期演化现象时，以1941年12月为例子。他的问题是，在凡事不必然的无序结构里，如何发展出一种必然，它毫不费力地摧毁其余种种不确定（“可能性”）而把人们引向灾难。伯克尔研究的，是“恶的物种起源”。

——如果“万湖会议”在1941年12月8日召开，它和历史上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那次是否会有所不同？

——很有可能。

——此话怎讲？

——因为时间压力。

在这个一切加速向前的12月里即使作恶也没有准备余地。

试验场中的恶

与趋恶的自由相比，从善的自由是更大的自由。

——托马斯·阿奎那

他俩是熟人，相识有二十来年了。12月初的这一天，两个人一起去到其中一人的绍尔兰别墅，坐在圣诞将临期的花环前。主人事先准备好加了朗姆酒的茶。他们算是帝国素有名望的保守派，在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纳粹分子眼中都是可疑人士。

对他们来说，自由不是行使选举权，它更是人大脑和身体的一种综合状态（这种意义上也包括政体）：人类无法预测的摇摆不定。它顺应上帝的呼吸，在超越永恒的时间里，在人类中间维持着象征力量的“躁动不安”。对于勇气的培育来说它相当重要，一如它对洞察力、献身精神以及自信心的养成。就此而言，这两位保守的法学学者会同意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即自由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因此，作为更容易获得自由的善，是一种宽泛而必然的集合状态，从中人类、国家和大地之法（Nomos der Erde）都保持流动的可能。如果说今天，自由的进化是为了争取它在恶的王国里更大的行动空间，那么这将是一个并非仅仅出于道德基础的重大转折。两位保守人士也许可以牺牲道德，但他们不愿对抗那自己原本不会重新意识到的自由（在自身内心行使的自由）。正是在这点上，他们心里充满不安。

——（比方说，在一个准备好离开自己岛屿的民族里）当多数人对恶习以为常，那么，自由作为人无法舍弃的东西——如果我对您和托马斯·阿奎那理解正确——就会与恶联合，这会导致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么？当大多数人已习惯为恶，将会发生什么？

——那您必须告诉我具体是“哪些恶”。毕竟作恶各种各样，泾渭分明。但在1941年的这个降临节，它还不曾演变为多数。直到目前为止，恶的进化几率并不大。

——您的意思是，那些选择了恶的人通常都会死绝？他们后无来者？他们崛起时咄咄逼人，但势头没多久就止住了？

——恶，一如既往，活动在一个试验场中。[1]

[1] 两位保守学者的对话记录是通过速记符号保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