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琮等人会面，留下了着名的“人物品评”。据《三国志·庞统传》记载，顾劭问庞统：“卿名知人，吾与卿孰愈？”

庞统回答：“陶冶世俗，甄综人物，吾不及卿；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长。”

意思是“在教化世俗、品鉴人物方面，我不如你；但在谋划帝王大业、把握天下局势变化的关键方面，我比你稍强一些”。

这番话既展现了庞统的自信，也暗示了他对东吴政权的态度——东吴士族多关注“保据江东”，而庞统的理想是“辅佐明主统一天下”，二者的政治目标存在差异。因此，当孙权有意挽留庞统时，他最终选择离开吴郡，返回荆州。

此时的荆州，已形成“刘备借荆州（南郡）”的格局，刘备以公安（今湖北公安）为治所，广纳荆州士人。

庞统返回荆州后，经诸葛亮、鲁肃的共同推荐，前往投奔刘备。然而，刘备对庞统的最初态度却十分“冷遇”——仅任命他为“耒阳县令”（今湖南耒阳），一个偏远小县的行政长官。

这种安排，与庞统“南州士冠冕”的声望极不匹配，也与刘备“知人善任”的形象相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刘备此时对荆州士人的信任仍以“旧部”为主。刘备在荆州期间，核心谋士是诸葛亮（徐州士人）、关羽（河东士人）、张飞（涿郡士人），荆州本地士人虽有归附，但多担任中下级官职，刘备对其仍有防备（担心荆州士族与东吴、曹魏暗中勾结）。

第二，庞统的“东吴经历”让刘备心存顾虑。庞统曾辅佐周瑜，且参与过“软禁刘备”的计划，刘备虽未明确表露，但内心对其忠诚度存在怀疑。

第三，庞统的性格与刘备的“仁厚”形象存在张力。刘备一向以“仁德”为政治招牌，而庞统务实、甚至略带“功利”的行事风格（如早年“虚美人物”），让刘备担心其“不择手段”，与自己的政治理念不符。

面对刘备的冷遇，庞统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不满——“在县不治，免官”（《三国志》语），即担任耒阳县令期间，不处理政务，最终被罢免官职。

这一行为看似“消极对抗”，实则是庞统对自身价值的坚守：他认为自己的才能应用于“运筹帷幄”，而非“治理一县”，若刘备不能识其才，宁可不仕，也不愿屈就。

三、入蜀献策：“凤雏”智谋的巅峰绽放

庞统的“罢官”，成为他与刘备关系的转折点。得知庞统被罢免后，鲁肃立即写信给刘备，直言：“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

（《三国志》语）——即庞统不是治理一县的人才，只有让他担任“治中”“别驾”（州牧的核心幕僚，相当于秘书长），才能施展其才能。与此同时，诸葛亮也再次向刘备进言，强调庞统“谋略过人，可助主公取益州”。

此时的刘备，正面临一个重大战略抉择：是否夺取益州。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刘备虽占据荆州南部四郡（长沙、零陵、桂阳、武陵），但“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三国志·先主传》），且处于曹操、孙权的夹击之下，难以作为“兴复汉室”的根基。而益州（今四川、重庆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诸葛亮《隆中对》语），益州牧刘璋暗弱无能，内部矛盾尖锐，是刘备扩张势力的最佳目标。

但刘备以“仁德”自居，始终顾虑“夺同宗之地”会损害自己的名声，因此犹豫不决。

在鲁肃、诸葛亮的劝说下，刘备终于召见庞统，与其深入讨论天下局势，尤其是夺取益州的可行性。

据《三国志·庞统传》记载，这次谈话中，庞统直接点破刘备的“顾虑”，说道：“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

刘备反驳：“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

面对刘备的“道德坚持”，庞统并未妥协，而是提出了更务实的战略：“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这番话的核心逻辑是：“逆取顺守”——在乱世中，夺取弱者的土地是符合“五霸”传统的权宜之计，只要夺取后以“仁义”治理，封刘璋为大国诸侯，便不算违背信义；若今日不取益州，最终会被曹操或孙权夺取，反而错失“兴复汉室”的机会。

庞统的这番论述，彻底打消了刘备的顾虑。刘备意识到，“仁德”是政治招牌，而“夺取益州”是生存根基，二者并非不可调和——只要处理好“夺取”与“安抚”的后续步骤，便可兼顾“实利”与“名声”。

因此，刘备立即任命庞统为“治中从事”，不久后又升其为“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同掌兵权（“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三国志》语）。

至此，庞统终于获得了与“凤雏”之名匹配的政治地位，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谋士之一。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因担心曹操进攻汉中（益州门户），派遣法正前往荆州，邀请刘备入蜀“助守汉中”。

法正是刘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