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内应，此行的真实目的是劝说刘备趁机夺取益州。刘备决定率军入蜀，留诸葛亮、关羽、张飞镇守荆州，而将庞统带在身边，负责“随军参谋”——这一安排，足见刘备对庞统智谋的信任，也标志着庞统迎来了施展才华的最佳舞台。

刘备入蜀后，刘璋亲自前往涪城（今四川绵阳）迎接，双方会面期间，庞统向刘备献上了“取蜀三策”中的第一策——“鸿门宴之计”：“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

（《三国志》语）——即趁刘璋前来赴宴时，将其软禁或斩杀，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夺取益州。这一计策虽“速效”，但风险极高：刘璋虽暗弱，但益州士族对其仍有认同感，若斩杀刘璋，必然引发益州全境反抗，刘备兵力不足，恐难控制局势。

因此，刘备以“初入他国，恩信未着”为由，拒绝了这一计策。

此后，刘备率军前往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表面上防备汉中张鲁，实则暗中积蓄力量，拉拢益州士族。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援，刘备以此为借口，向刘璋请求“增兵万人、粮草万斛”，刘璋仅同意“增兵四千、粮草五千斛”。

刘备以此为契机，公开指责刘璋“薄情寡义”，正式与刘璋决裂。此时，庞统向刘备献上了着名的“取蜀三策”：

上策：“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暗中挑选精锐部队，昼夜兼程突袭成都，刘璋无防备，可一举攻克益州核心。

中策：“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

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

——杨怀、高沛是刘璋麾下镇守关头（葭萌关）的名将，曾多次劝谏刘璋让刘备返回荆州。可谎称荆州有急，要率军返回，引诱杨、高二人轻骑来送，将其斩杀，夺取其兵权，再进军成都。

下策：“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不采纳上、中策，便退回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与荆州联合，再慢慢谋划夺取益州。

庞统的“三策”，逻辑严密，风险与收益层层递减：上策风险最高（突袭成都若失败，无退路），但收益最大（快速取蜀）；中策风险适中（斩杀杨、高需周密计划），收益稳定（夺取兵权后稳步推进）；下策风险最低，但会错失良机（刘璋会加强防备，曹操、孙权也可能介入）。

刘备经过权衡，认为“上策太急，下策太缓”，最终选择了“中策”——这一选择，既体现了刘备“稳中求进”的性格，也印证了庞统“精准把握主公心理”的智谋。

此后，刘备依庞统之计行事，果然引诱杨怀、高沛前来，将二人斩杀，夺取其部曲（私人武装），随后率军南下，一路攻克涪城、绵竹（今四川德阳），兵锋直指成都。

在夺取涪城后，刘备设宴庆祝，饮酒作乐，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却直言劝谏：“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三国志》语）——即攻打别人的国家却以此为乐，不是仁义之师该有的行为。

刘备此时已被胜利冲昏头脑，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

庞统起身离席，刘备随后又后悔，派人将其请回。庞统回到座位后，“饮食自若”，既不道歉，也不辩解。刘备问：“向者之论，阿谁为失？”

庞统回答：“君臣俱失。”（《三国志》语）——即你我都有过错（你不该以伐国为乐，我不该在宴会中直言顶撞）。刘备听后大笑，宴会气氛恢复如初。

这段“涪城论乐”的记载，堪称庞统性格与智谋的缩影：他既坚守“仁义”的政治底线（反对以伐国为乐），又懂得“灵活变通”的处世之道（不固执己见，给主公台阶下）；既敢于“犯颜直谏”，又善于“化解矛盾”。

相比诸葛亮“事必躬亲、严于律己”的风格，庞统的“刚柔并济”更适合在乱世中处理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正因如此，刘备在入蜀期间对庞统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

四、雒城陨落：“凤雏”之死的历史迷雾与时代影响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刘备率军包围雒城（今四川广汉）。雒城是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刘璋派遣其子刘循率军坚守，城内粮草充足，兵力雄厚，刘备久攻不下，战事陷入胶着。

就在这场决定益州归属的关键战役中，庞统却意外阵亡，年仅三十六岁。

关于庞统之死的具体细节，史料记载存在差异，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三国志·蜀书·庞统传》的正文：“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

这一记载简洁明了，明确指出庞统是在亲自率领士兵攻城时，被城上守军射出的流矢击中而死。

从当时的战场环境来看，这一说法具备合理性——雒城久攻不下，刘备军士气渐显疲惫，作为军师中郎将，庞统若想提振军心，亲自到前线督战甚至率军冲锋，符合其“务实敢为”的行事风格。

据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记载，刘备在涪城与刘璋决裂后，庞统曾多次“亲履锋刃，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