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至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后世一些研究学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后世的医学则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

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按照刚刚颁发的防疫法案，冒死返回南面送信的探员不可以越过隔离带进入自己的家园，他们在传回情报之后，只能按照隔离带这边的同僚指引，前往白山城以北的一处观察区生活一段时日，在确定他们身上并未感染疫病之后，才能进入白山城。

旱灾尚未过去，一场令人闻之色变的瘟疫又在北方爆发，刘和只觉得心中无比的郁闷和烦躁，却不知道向谁诉说。

第四九一章神医与医圣

当东海糜家的海船稳稳地停靠在灅水岸边时，生平第一次走海路的张机在两名侍卫的小心搀扶下，终于踏上了蓟城的土地。

码头上，刘和居中而立，在他的右侧站着华佗，左侧站着幽州牧刘惠。三人看见张机下船，便快走几步迎了上去。

“敢问来者可是南阳张老？小子刘和见礼了！”

“南阳粗鄙之人，怎敢劳动大将军亲来码头相迎！”

刘和接住张机，然后向他介绍身边的华佗：“这位便是华老，馨名远播黄河南北两岸，他可是早就盼着您来北方呢！”

华佗比张机略长几岁，但因为一直坚持练习五禽戏，所以看上去竟然比张机还要年轻几分。此时华佗的名声要比张机响亮，因为张机还没有开始着手撰写著名的《伤寒杂病论》，张机的医圣之命是在他死后才被后人所封，而华佗活着的时候便被人们称呼为神医。

同为医者，张机在南方这些年听到的关于华佗的传说不知有多少，此时能够在幽州见到华佗本人，张机心中涌动着切磋交流的强烈愿望，却没有多少比试较量的名利心思。

“末学后进张仲景，见过华神医！”

“仲景兄这是要折杀华某呀！医之一道，博大精深，吾辈不过是窥得门径而入，怎敢妄以称神！”

张机谦逊随和，华佗性情豁达，神医与医圣在蓟城的初次见面显得亲切和睦，倒是省了刘和多费口舌要将这两位杏林宗师往一起撮合。

宽大舒适的马车中，刘和与华佗、张机和刘惠等人同乘一车。马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道路右侧，靠在右侧车窗而坐的张机可以透过薄薄的窗纱望见车外道路两旁的景色。

灅水这处码头被营建了多年，是蓟城货物从陆路登船运往南方的重要集散之地，距离码头不远处便是连成一片的手工业作坊区。从码头这里前往老城区，需要穿过整个工业园区，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