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创新，这就使经学失去了自身更新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对经学典籍内容的注释、解说越来越繁琐，“说五字之文，至於二三万言”，甚至“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如此细碎、“妄烦”的注释、解说，也使经学的发展失去了活力。

士人们的“浮华交会”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这种繁琐经学的革命，是一种士人们摆脱传统经学束缚的思想解放潮流。——发展至魏晋，乃有玄学之大兴，“竹林七贤”的放荡形骸，固有海内兵乱，朝不保夕之因，究其滥觞，未尝不是对经学革命、对解放束缚之发展致使。

综上四条原因，政治、文化各方面交汇在一起，遂乃有了当今士人“浮华交会”之风的盛行。

浮华交会有其进步、积极的一面，然对一个政权的统治者而言，也有其反动、消极的一面。

如荀贞、曹操等，包括袁绍、张邈等，可以说都是浮华交会的获利者，他们虽俱出自名族、豪家，可名族、豪家的子弟多了去了，正是通过浮华交会得到了好的名声，他们才能更轻易一点地就从众多的名族子弟、各地士人中脱颖而出，进而得到了创基立业的机会，可当他们创基立业之后，浮华交会却又会成为制约他们、以至阻挠他们进一步发展势力的阻力。

在原本的历史中，曹操因此而杀掉了不少的“名士”，在他写给孔融的警告信中，他写道“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杀气溢出纸外，事实上，不止曹操杀，刘表在荆州也杀了刘望之，荆州士人由此而“皆自危也”，刘备在蜀中也杀了彭羕、张裕等，杀张裕时，诸葛亮上表为他说情，刘备答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虽是芳兰，可生长在门户中，妨碍进出，也只得除掉，孙策在江东就更不必说了，他族姓不显，远逊刘表等，为稳固政基，更是大杀四方，血流成河。

说到许劭身上，原本历史中，他到徐州时，是陶谦主政，陶谦虽没杀他，对他“礼之甚厚”，可许劭却不能自安，对他的徒众说“陶恭祖不是真的待我好，我不如去之”，遂去了扬州改投刘繇，而当他离开徐州后，陶谦即收捕了寄居在他那里的宾客。可见，陶谦对许劭这等浮华领袖也是存有忌惮的，只是迫於徐州的外压，为不使徐州士人离心而才没用痛下杀手。

和曹操等一样，荀贞对“浮华交会之徒”也是有警惕的，不止是因为他意识到随着他势力的增强，一些浮华交会之徒必会成为他扩权、集权的阻力，并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缘故。

他认为：浮华交会是导致魏晋盛行清谈的一个缘由，清谈之风的盛行，又导致了许多“名士”徒有其名，无有其实，譬如现今的青州刺史焦和，名气很大，没有一点实干之才，没一点干才就又导致了西晋之灭亡，五胡之乱华。被石勒杀掉的西晋之清谈宗主王衍在死前叹道：“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他的这句感叹，荀贞自是不知，但对西晋的结局荀贞却是知道的，所以他更早地就察觉出来了“祖尚浮虚”的大弊。

虽是察觉其弊，可若想从源头上，也即时下“浮华交会”之风这里扭转却实不易。

杀掉几个浮华交会的领袖，或可以稳固权力，却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此风，唯有从根本下手，所谓根本，便是前文所述的那四个造成此风的政治、文化原因。

简言之：改革察举制，不能任“以名取士”成为主流，舆论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门阀大族间互相吹捧，发展到最终，只能会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从而导致阶级、阶层僵化，致使国家失去进步、变革的动力，荀贞可不想搞什么九品中正制，此其一也；其二，改革经学，以破浮华，儒学固有其弊，可较之“浮华”，儒学敦厚致用，在尽力使儒学不要陷入后世的僵化之前提下，从中长期来看，确是没有第二种更好的学说可以代替儒学。

只是，虽大致有了该如何解决此风的想法，一来此风历时已久，难以立变，二来当下首以军务为重，是而，荀贞却是难以大刀阔斧地正式施行，只能先试着引导，做一些铺垫准备。

本来，荀贞是打算在等到谋取了兖州一部、或者扬州部分，待徐州於战略上有了更广的纵深之后再对此着手铺垫的，没有想着这么早就下手，可许劭的到来却使得他不得不提前着手。

荀彧、荀攸等告辞离去。

荀贞等了会儿，唤门外吏，吩咐说道：“忘了一事给公达说，你去把公达再请回来。”

门外吏应诺，急忙追出去，不多时，把荀攸又请了回来。

荀攸入到堂上，问荀贞道：“明公忘了何事没说？”

“公达，吾闻大兄近月著《正论》，书可成否？”

“大兄”说的是荀悦。荀悦於现居徐州的诸荀中年岁最长。

“尚未成。”

“成了几篇了？”

“约成一半。”

“改日待大兄书成，你可取来，我要细细观阅。”

“诺。”

荀贞似不经意地说道：“郑公儒学名家，许公风议领袖，我家世代传以儒业，才俊云出，诸祖、诸父且不论，仅吾之同辈兄弟中，大兄雅好著述，常有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