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她身穿黄色运动衫，偎依在他肩头。她的秀发由于华灯照射，黄灿灿的，蓬散在她的脸上，遮挡住了她的眼睛。他拥抱着她，柔情地抚摸着她那瘦削的棱角显明肩膀，轻声地给她唱着自己随便编的歌曲。他声音很低，只有她在静听他歌唱，她凝神听着他在歌唱，听着他倾吐心曲。大海寂寂，行人寥落，琴声缥渺，洋槐把白花撒落在他们身上——周围一切的一切，他们两人全然没有顾及。他们与任何人无关，任何人也不妨碍他们，任他们在这热气浓重的漆黑南国之夜厮守一处。

我仿佛觉得，我已经猜测出他唱给她歌曲的大意，可能他是她偶然相遇的同路人，一见钟情；也许他是她新婚丈夫，还不懂得忧愁；也许他们已经成了终生的生活侣伴。

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流行着一首歌，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传来的，一般地说，它也算不上什么上乘之作，但歌曲中却饱含着悲戚的孤寂和质朴的怅惘。过早离开人世的作家瓦西里·巴卡罗维奇·舒克申曾非常喜欢这首歌曲。鲜为人知的电影《怪人们》就是以这首歌曲作为序幕。歌词是：

亲爱的人，带走我吧，我愿与你为伴，在那遥远的国度里，听你对我低声呼唤……

我踮起脚悄悄地从这对年轻人旁边经过。我猜想他们是失业青年，因为他们的上衣口袋里和长椅上都有大块海绵，年轻人为了挣得一块面包，身边带着海绵给旅游者擦拭汽车。白天，在港口小食堂里有一位失业青年向我们——苏联公民发泄了他的困惑和愤懑，他说：“我爸爸是残疾人，是德国佬把他弄成了残废，而我呢，我得给德国游客们擦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我们也很茫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位失业青年，他对我们发难的那副神情，就好像应当由我们负责，好像只有我们对他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负有责任似的。

长椅上的一对青年男女的身上也散发出迷惘、孤独、淡漠的气息，还有那位失业青年讲的那番话——这一切使我心头涌起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疚感。我从少得可怜的出国费用中拿出十个第纳尔给了那位失业青年。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如何才能够使他们的命运好转呢？怎样才能够使他们不受黎明前海风带来的潮湿和寒气的侵袭而感到温暖呢？

他和她相互靠得更紧，更加亲密。在这座美丽的疗养城市，在这条涂成彩虹的长椅上，男女青年用自己身体的热量温暖着对方，他给她唱着自己的歌曲，当然不是我说的那首歌曲，但是它们有相似之处，都是一些朴实、浑厚的乡下人编出的爱情歌曲，单纯而诙谐，好像农民喜爱的歌谣曲。

老游击队员、足智多谋的老人罗沙德·基兹达罗维奇曾对我说，他们国家的年轻人一直怀有不满情绪，挑衅、闹事，为的是能够获得“阳光下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我们国家的青年没有体验过这种不幸，他们有工作，有妻子和孩子，他们虽已是青年，但却像无忧无虑的儿童。

为什么？为什么世世代代，在许多国家里为了得到“阳光下的一席之地”是如此艰难？我们——首先是我们这些负有国际主义义务的公民们生活、斗争、流血不都正是为了使那些开始走向生活的人们坚信，大地上有他们的位置，有他们的广阔天地，不是这样吗？为什么？ 为什么青年人在痛苦、追求、爱情上竟如此孤立无援？我们在哪些地方还有疏忽？哪些问题我们考虑不周？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得尽善尽美？也许，我们倾注智慧、思考和从事的其他工作是这一对青年男女所完全不需要的，诸如：炸弹、火箭、毒气弹、传播疾病的细菌，这一切与他们俩有何相干？他们需要的是工作、是面包。他们需要“阳光下的一席之地”。

大海不再喧嚣。琴声不再缭绕。灯火不再通明。城市沉入梦乡直到黎明。明天，它重又会被各国不同语言的嘈杂声吵醒，欣然地向大海、向美、向欢乐敞开大门。

然而在海滨公园里，在白花泛泛的洋槐树下，那一男一女由于寒冷瑟缩一团，他们将一直坐到天明。他们回避人们，疏远世界，他继续向她唱着自己的歌曲。无论她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妹妹，他都绝不会把她带到遥远的国度……

隔海不隔音

我曾经在南方的一位老朋友家里住过一些时日，我经常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可能是土耳其语广播，也许是阿拉伯语……是从大海彼岸传送来的一个女人轻柔而低沉的声音。嗓音中隐含着淡淡的哀愁，叩打着我的心扉。虽然我听不懂这种外语的含义，但我却能领悟这种哀愁。收音机里传送出音乐，乐声也很轻柔，其声幽咽、不绝如缕。整整一个通宵，乐声迂缓、连绵；不知什么时候，歌手插了进来，唱起了歌，单一的音调，低沉沉，慢悠悠。他与天空的黑暗、大地的坚实、海浪的汹涌、窗外树叶的簌簌声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人的痛苦成了我的痛苦，他人的哀怨成了我的哀怨。在这样的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蜃景

早晨，库别纳湖上雾气腾腾。雾盛风急，咫尺不辨。世间的一切都淹没在雾霭之中。人坐在冰窟窿旁，不由自主地摸一摸身下的冰块，为的是验证是否有东西在支撑着，也是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不然的话，仿佛自己也在广阔的空间里信步漂游，笼罩在浓雾里，融化在白茫茫的雾中。

钓鱼的人们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