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地思念起奥勃连斯卡娅公爵夫人了。我用自己的笨脑袋大胆地想象着，想象她那贵夫人柔嫩的脖颈如何置于断头台可怕而锋利的刀口之下，想象她美丽的头颅又是怎样被砍下来的。我心里非常难过，为那些死去的人感到万分悲痛。好了，算了吧！我想国王已经公正行事了，他下令把断头台的发明者也送到锋利的屠刀之下切断了脑袋。这台杀人机器虽然已经陈旧，但是看上去仍然是个庞然大物。

一年过去了。两年、五年、十年过去了。我似乎依旧能够清晰地看见：乡下普通砍柴斧一样的断头台上的斜口大刀落到了公爵夫人的脖颈上，冰冷的钢刀触及到了她娇柔温馨的皮肤……

法西斯分子的手丝毫也不颤抖，就像当年巴黎公社那些情绪激昂的革命者自如地使用过这个断头台，他们的心也并没有战栗。流年似水，而今留存下来的是《马赛曲》、断头台和一小抔历史陈迹……

又过了几年，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我终于来到了圣日耳曼隐修院的墓地。《文学报》记者基利尔·普里瓦洛夫陪同我来参观这个墓地。他这个人言而有信。他曾对我说：“我一定把您送到那里去！”——他果真做到了，尽管他的汽车坏了，他儿子小彼得那天又生了病，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小小的和不算小的故障。基利尔向我保证说他对这个墓地非常熟悉，我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拜谒伊凡·蒲宁的墓，如果精力和时间允许，我再参观其他地方。

乘飞机到法国时，我身体就不舒服，两只脚疼痛，加上在巴黎游览要不停地走路，痛得就更厉害了。虽然我买了一双巴黎软便鞋，疼痛仍然没有减轻。

蒲宁墓离公墓入口处不远。以前我在照片上见过他的墓，也读过有关资料，因此我对他的墓如此之简陋没有感到吃惊。离蒲宁墓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位名士之墓，那是德罗兹多夫斯基的葬身之地，这个人就是我国出版的书中提到的行刑将军，或者就叫刽子手[2]。两墓相互比较，蒲宁的墓甚至可以说有些寒酸和孤单了。将军指挥的旅团里的军官们，死后也有的埋葬于此，继续簇拥着自己的上司。德罗兹多夫斯基墓碑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的金色大字也颇引人注目，附带说一句，那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套话：“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捐躯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

这只是顺便说说的题外话。

蒲宁墓地沉重的路德教派风格的灰色十字架十分刺眼，看上去令人不太舒服，这十字架是按照标准规格用水泥浇灌而成，墓的周边也是用这种冰冷的材料筑成。这是一种不给任何人以温暖感的士兵军大衣的颜色。不大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这位伟大俄国作家和他的极能忍耐的妻子的名字，还栽种了四排花——三色堇。这便是这座洁净的修葺过的墓上的全部“豪华”，全部装饰。

我向墓碑献了鲜花，用双唇吻了吻粗糙的十字架——异国他乡的石头也是冷森森的。

随后我们环绕圣日耳曼隐修院墓地的老区走了一圈。老区几乎长满了雪松、云杉、白桦。我虽然不是什么历史学家，但是我观察发现就在这里安息着俄国现代史的相当一部分“精英”，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

我的两条腿拖着我的身子挪动着，益发艰难。我们不得不常常坐下歇息。抽烟的时候，我顺便向基利尔打听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的墓地在哪里。他回答我说：俄国起义者的墓地就在这里。于是我讲述了多年来一直使我着魔的人物，我请他带我到奥勃连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墓去看一看。基利尔面有难色，他表示，这事很困难，因为抵抗运动参加者的尸体埋葬在使用公费或是募捐来的钱修造的大型公墓里。这样的公墓竖着统一的标志，周围有围墙或者围栅。围墙上砌着小块大理石板，板上面有死者姓名和生卒年月。这些墓几乎已被人遗忘。只有在隆重的纪念日和逢五逢十的周年时人们才缅怀起法国抵抗运动中的这些俄国人，还有我们被俘虏的受苦难的士兵。当然，有可能找到埋葬奥勃连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墓，可这需要走上一天，也许还不止于一天，要知道我们只是参观了公墓老区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要想多走路，必须得有健康灵便的双腿才行。

“好吧！”我叹了一口气，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我理解基利尔一直惦念着留在汽车里生病的小彼得和妻子。我请他赶快跑去看一看他们，如果状况还好，还可以忍受，我们就再到墓地里去参观一会儿。如果小彼得病情有所加重，我们就立刻返回巴黎。

基利尔沿小径向公墓大门跑去，我在近处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歇一歇自幼受寒作痛的腿脚。

时值十月下半月，巴黎的气候相当于我们西伯利亚的九月份天气。这时候在俄罗斯正是秋阳杲杲的大好时节，叶尼塞河彼岸的巍巍群山上覆盖着赤杨树，漫山遍野被染得通红，好似烈火在燃烧，但却又看不到一丝一缕烟尘。桦树落叶飘然而下，黄色的叶浪在所有的山谷里和小溪里流淌，阳光照耀，金灿灿的阔叶卷成了一团团。桦树的阔叶柔情地抚摸着落叶松枯萎的针叶，小小的针叶在光秃秃的森林里一直到降雪时还将保持着赤黄的色彩，它为自己在原始森林里显露出的孤傲的美丽而陶醉，它的最后一束针叶在初雪铺地时才无声无息地掉落在树根近旁。

在这里，在异国他乡，树叶散发出俄罗斯秋天的气息——桦树叶金黄，枫树叶和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