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地说道：“我的朋友，狗熊总是死于鲁莽。你就让我自己干好了。”

但他每天起得比任何人都早。早晨四点，当天空出现第一道晨曦时，他就起了床，穿上丽蒙娜为约拿单补好的那件破旧的棕色夹克。有时，他们俩也在尤迪和安娜特，或者在游泳池旁埃特纳和他女朋友的房里过夜。每当这时，阿扎赖亚不仅可以弹吉他，还可以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还找时间用草耙把屋后的地翻了一遍，在上面种上香豌豆，甚至还帮着约里克和哈瓦照看他们的花园。他欢快地锄着地、耙着土、修剪着树枝、除着草，还有计划按比例地施了肥，种上了各色植物，从仙人掌到石竹样样俱全。他从拖拉机库的废品堆里捡出了齿轮、活塞和其他废物，用来装饰他的篱笆。

每天，吃完早饭之后，上班之前，阿扎赖亚会陪约里克在无花果树下坐十分钟，大声地给他念晨报上的标题新闻。约里克一个字也听不见，因为他很讨厌他的新助听器，不愿意戴它。他会把一只粗糙的大手放在阿扎赖亚的背上，略显惊奇地问道：“呃?什么?有什么新闻?”或者悲哀地说：“伯尔是个老狐狸。”或许他还会说：“毫无疑问，斯大林从来就不喜欢我们。”

在回拖拉机库之前，阿扎赖亚会帮约里克把他的针织羊毛护膝拉拉平。兽医每两个星期来基布兹一次，他来了之后，阿扎赖亚会负责监督他有没有给蒂亚打针。他修好了一把旧轮椅，并把它重新刷了一层漆，以防约里克万一需要用它。他还陪丽蒙娜去海法买了孕妇装，并给她买了一本印度出版的英文小书，内容涉及人的再生以及内心平静之法等等。

他在拖拉机库工作得很卖力，管理得也很好。在大麦收割即将开始时，收割机不但都已准备就绪，而且洗刷得干干净净，油漆得闪光锃亮。5月里的第一个星期，阿扎赖亚给总理写了一封短信。在信中，他要艾希科尔放心，尽管现在仍有一些关于他的可笑而险恶的笑话，但许多普通群众都很爱他。艾希科尔立刻寄来了一张普通的明信片，并亲笔在上面写了回复：“谢谢你，年轻人。你在精神上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替我问候约里克和哈瓦。祝万事如意。”

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斯鲁利克就会吹一吹他的笛子，不过，他只在晚上才会有空。哈瓦早就搬出了他的房间，不再是他的一个负担了，但是整天都有人带着各种问题和要求，在基布兹的路上拦住他，跟他说话，或者到他的办公室与他会面，问他是否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帮他们调入或调出某个单位，或者问他能否行行好，在这个或那个经济或教育问题上站到这个或那个立场上。他自己做了一个小笔记本，草草地记下每一个请求，在处理完之后又把它们一个个地画掉。直到夜晚来临，他才可能有一点儿闲暇去搞写作或音乐创作。但是，奇闻怪事依然不断发生。据说，基布兹的创始人之一、幼儿园的一位久负盛名的老师、幼儿委员会的领导葆拉·列文，突然无端收到一幅丢勒[50]的赝品，署名为斯鲁利克。这份礼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很遗憾，约里克的新助听器和眼镜都被扔进了抽屉，空积了一层灰尘。他根本就不想去听，也不想去看。他的脸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对他来说，美好的春天也无非只是加重了他的花粉热而已。他的呼吸也变得艰难、沉重。尽管他戒了烟，但是他的过敏症总让他泪流不止。他目光茫然，任何事情都无法引起他的注意。甚至当他的儿子阿摩司告诉他，他打算秋天和他的女朋友结婚，并决定离开基布兹、加入职业军队时，约里克也只是答道：“Shoyn。好的。没关系。”

一天，托洛茨基来信了。这一次不是写给约里克，而是写给了新书记。他很抱歉地说，他还没有收到他儿子的来信。但是，尽管空等了一场，他也没有放弃希望。将来也不会放弃。他怎么会放弃希望呢?他唯一的兄弟已失踪了二十年，他还没有觉得绝望呢。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知斯鲁利克是否愿意代表基布兹接受一笔捐款，用以修建一个音乐厅?或者是修一座图书馆或一个演讲厅?他恳请书记不要拒绝这一请求。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而且也不年轻了。只有上帝知道他还能活几年。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在基布兹度过了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并生了他唯一的儿子。

斯鲁利克毫不迟疑地回了信：“非常感谢你的提议。在一两个星期内，我会在指导委员会上提出此事。就我本人而言，我是支持你的做法的。”

春天已被夏天所取代。阿扎赖亚把煤油炉放进浴室喷头上面的贮藏间，又从中拿出电风扇。他把约拿单所有的象棋书都整齐地摆放在书架的顶层，又按照字母顺序把丽蒙娜的非洲丛书排列在书架底部。

十点三十分，双人床已经铺好，他们准备睡觉。丽蒙娜套着一件夏天里穿的无袖便服，坐在安乐椅上，显出了她隆起的腹部。她目光柔和，双手搭在腿上。在棕色窗帘的褶痕中她看到了什么呢?也许是从转盘上的唱片中飘出的音符——那张唱片不是《乍得的魔力》，也不是哈瓦给她的密西西比河蓝调，而是巴赫的小提琴协奏曲。阿扎赖亚的目光始终无法从她身上移开，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瘦小的乳房、隆起的下腹、在蓝色便衣下微微分开的纤细的膝盖、披散在双肩——左肩多，右肩少——的金色秀发，她脸上焕发的光彩像一阵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