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从上向下搜查一遍，一间办公室一间办公室地搜。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虽然会花上数小时，但我们最终会找到那个人的。”

我必须装作在思考。这个建议不是出自我口，似乎已经相当糟糕了。我点点头说：“主意不错。”

“那我们这么做吗？”

如果我知道那些目击者在哪儿，如果我能够掌握他们在每层楼、每套房的搜索进度，那么还是有办法的。哨子吹响前，游戏便没有结束。

“开始吧，”我说，“你来负责，利昂。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每一步的进展。让我知道你们从哪层楼开始，从哪个方向展开，接着要检查哪儿。”

“好，”他说，“首先，我们将目击者和保安安排在十八楼以上的每层。他们将搜查楼梯间、电梯，而且我让他们密切关注进出办公室的人，还有邮件滑送槽、卫生间、储藏室——所有地方。”我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了，你说呢？”

天啊，代价真大啊！欠下的债总归是要还的。这当然是抱怨的话，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看着自己的整个人生分崩离析，且连带着亲近他的人也灰飞烟灭，却连无声的抗议都没有。真正接受自己命运的人会真正毫不颤抖地向他自造的巨大赌局鞠躬认输，这是说谎，是瞎编。不存在这样的人，以前不曾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

“不错，”我说，“随时告知我。”

“我想带上迪克、爱德华和唐。还有其他更多人，他们一来办公室，我们就走。”

“带上吧。”

“而且，我觉得要鼓励鼓励那些目击者。”

“给他们报酬。我给你开张票。”我在一张出纳员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数额处空着未填，然后将它扔给了利昂。“好好搜查。”我说，自认为挤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很快，办公室就空了。不久，利昂打电话来说他们正在搜查第十八层楼，并且关闭了所有的出入口，停止了所有向下运行的电梯以便检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上楼。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在敌人的中心腹地——三十二层楼的史蒂夫或厄尔的办公室——一定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我正努力地想办法找到它，此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史蒂夫本人。他让我立即上去，声音听着含混不清且紧张不安，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在哈根的办公室里，除了他自己，我还看到了其他几个人：厄尔·贾诺斯，我们的首席律师拉尔夫·毕曼，公司最大的股东约翰·韦恩以及其他四位主编。我还看到了弗雷德·斯泰赫尔——詹妮特-多诺霍的总裁。除了斯泰赫尔和厄尔，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惊愕，并露出一丝尴尬之情。斯泰赫尔看似有些愧疚，厄尔则流露出一种比平时更自信的神情。厄尔走向我，真诚地和我握手，我才发现他的自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神经紧张到近乎歇斯底里。

“乔治，”他说，“这让我十分高兴。”尽管他看着我，我却不觉得他真的是在看我；当他转过身继续说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他真正在看办公室里的任何人。“我不明白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等着。我现在要说的会被写下，并在随后公布给所有的员工。由于我不能亲自逐一地对所有人说，所以借此表达我的遗憾。”我坐下来，看着周围那些露出专注表情的脸庞。和我一样，他们也感觉到了唯一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或许如你们所知，就贾诺斯发行物的编辑政策来说，我们的控权董事会有些与众不同。我一直在为实现自由、灵活和创新的新闻业这一理念努力着、奋斗着，这个理念不仅是我对新闻事业的理解，也是每个公司职员的理解。现在，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我对我们过去的成就感到自豪，对赢得这么多人才的支持感到自豪。”他停下来，看着哈根。哈根却谁也没看，只冷冷地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的笔记本，在上面胡乱画着圈圈线条。“但是，控权董事会不认同我的政策是最符合公司利益的，而最近发生的不幸事情——你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使得反对者更加质疑我的领导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责怪他们。与其危及整个集团的未来，不如我同意做出让步，与詹妮特-多诺霍公司合并。我希望你们在新公司里依然保持住为旧公司服务时的那种精神。我希望你们忠于斯泰赫尔先生——你们的新主编，就像忠于我和史蒂夫一样。”

律师毕曼就这件事情又发表了一通演说；然后韦恩开始说厄尔的这一举措只是暂时的，每个人都期望他早日回归。他还在继续说着，这时候门开了，利昂·汤普勒走了进来。我走向他。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一无所获，”他告诉我，“但以防万一，我觉得有必要也搜查一下贾诺斯和哈根的办公室。”

门在一关一合之际，我看到走廊里站着一堆人，其中就有吉尔家和凡·巴特的服务员。

“就此作罢，”我说，“任务终止了。”

利昂缓慢地扫视了一圈办公室，露出了置身历史博物馆似的庄严神色。他的眼睛又转过来看着我，我点了点头。

“你是说，将他们都送走？”

“都送走。我们将遭遇重大变故，就如庞贝城被火山湮灭的事件一样重大。”

回到房间，我听到韦恩对哈根说：“——要么巴黎办事处，要么维也纳办事处。我想你可以挑一个，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再想想。”哈根告诉他。

“公司大于一切！”厄尔过于愉悦而自信地重申。这既可怕却又带着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