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雪下了又融，融了又下，莫斯科的街上又湿又冷。沃洛佳在储物柜里寻找莫斯科人传统过冬的棉靴“瓦伦基”，却意外地发现了六箱伏特加。

沃洛佳的父母不嗜酒，每次喝个一小杯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父亲经常和老战友们一起参加斯大林杯盏交错的冗长宴会，直到黎明前才醉醺醺地走进家门。但父亲在家却不大喝酒，一瓶酒往往一年都喝不完。

沃洛佳走进厨房。他父母正在吃早饭，这天的早饭是罐装沙丁鱼、黑面包和热茶。“爸爸，”他问，“家里怎么有六整箱伏特加？”

父亲表情很吃惊。

父子俩齐齐看着卡捷琳娜，卡捷琳娜一下子涨红了脸。她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低。沃洛佳想，母亲也许是怀疑家里藏着窃听装置吧。

母亲怒气冲冲地压低了声音：“万一德国人来了，你们拿什么换钱？”她说，“我们已经不属于精英阶层了，如果没钱在黑市上买东西，我们就会被饿死。我老了，没人要我的身子。伏特加比金子管用得多。”

沃洛佳很震惊，他从来没听过母亲用这种口气说话。

“德国人不会来这的。”他父亲说。

沃洛佳没这么确定。德军又前进了些，在莫斯科周围形成了钳型的包围圈。他们到达了莫斯科北面的卡里宁和南面的卡卢加，两座城市离莫斯科都只有一百英里。苏军的伤亡人数不可想象地高。一个月前，八十万红军坚守着阵地，但现在只剩下九万人了。沃洛佳是从呈报上来的公文上看到这些估计数字的。他问父亲：“谁他妈的能阻挡住他们啊？”

“他们的供给线正在不断延长，没有为苏联的冬天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趁他们削弱的机会进行反击。”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政府移出莫斯科呢？”

政府正在迁往两千英里以东的古比雪夫市。看到政府职员把整箱文件搬出办公楼，送上货运卡车，莫斯科的市民非常惶恐。

“只是防患于未然，”格雷戈里说，“斯大林仍然在莫斯科坐镇呢！”

“我想到一个办法，”沃洛佳说，“我们在西伯利亚有几十万军队，需要时我们可以调他们过来进行增援。”

格雷戈里摇了摇脑袋。“我们不能任东部国土无人防卫，日本仍然是个威胁。”

“日本不会向苏联发起攻击——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沃洛佳看了眼母亲，他知道不该在她面前谈论秘密情报，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曾经准确输送了德国将入侵苏联的情报员说，日本暂且顾不上苏联。这次我们不应该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

“永远不要妄断情报的准确性。上次对了，这次不一定对。”

“我们没别的选择了！”沃洛佳生气地说，“我们有十二支备用军——整整一百万人。如果调用他们，莫斯科也许能守住。不调用的话，我们就完了。”

格雷戈里神情忧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即便在家里，也千万别说出这种话。”

“为什么不行？反正我就要死了。”

卡捷琳娜哭了起来。

格雷戈里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沃洛佳走出厨房。他穿上鞋，自问为何让母亲哭泣，让父亲怒吼。他明白这是因为自己觉得苏联马上就要被德国人打败了。母亲把伏特加作为硬通货以备在德军占领时用，这迫使他面对可能被德军打败的现实。我们就要失败了，他对自己说。苏联革命的失败近在眼前。

沃洛佳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然后回到厨房。他亲吻了母亲的面颊，拥抱了格雷戈里。

“你这是干什么？”他父亲问，“不就是去上个班吗？”

“我怕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说完，沃洛佳就离开了家。

过桥到了市中心以后，沃洛佳发现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停顿了。地铁停止运行，公交车和电车也已经不开了。

坏消息，全是坏消息！

街角灯柱上漆黑的扩音器里播出的苏联国家通讯社早新闻异乎寻常地诚实。“10月14日至15日夜间，西线战场的形势更糟了，”广播中说，“大量德国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所有人都知道苏联国家通讯社总喜欢撒谎，看来，西线的情况必然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市中心到处都是难民。他们推着手推车，驱赶着瘦骨嶙峋的耕牛、肮脏的猪和湿漉漉的羊群从东面而来，穿过莫斯科的街道，朝莫斯科西面的乡村进发，极力想远离势如破竹的德军。

沃洛佳想搭个便车。打仗以后，莫斯科街上几乎不见了私家车。汽油被节省下来提供给环城路上延绵不断的军用车队使用。沃洛佳搭上了一辆新型嘎斯64军用吉普。

从敞篷吉普车往外看，沃洛佳看到许多炸弹的弹痕。从伦敦回来的外交官说，这和伦敦遭到的大爆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莫斯科人却觉得这已经糟透了。吉普车经过了几辆炸坏的房子和十几间烧毁了的木屋。

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格雷戈里在莫斯科最高的几幢高楼的房顶安置了一些高射炮，并在莫斯科发云层间投放了一些防空气球。他做了个非常离奇的决定，让人把教堂的金顶漆成具有伪装作用的绿色和棕色。他私下里对沃洛佳承认，这些举措对轰炸的准确制导不会有影响，却能给市民们受保护的错觉。

如果德国人战胜，纳粹统治莫斯科的话，那他的侄子侄女，安雅的双胞胎儿女就不会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被培养，而只能做纳粹的奴隶，对希特勒行纳粹礼。苏联会像法国一样被奴役，也许是被一个会把犹太人送入集中营的亲法西斯政府所统治。沃洛佳简直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沃洛佳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