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杜瓦很快适应了拐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时的阿登战役中受伤的。推进到德国边境的盟军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军的强烈反击。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师的战友被阻挡在交通枢纽巴斯托涅小镇上。当德国人送来请求投降的信件时，麦考利夫将军简单地回了一个字：“呸！”

圣诞节这天，伍迪的右腿被机关枪打了个稀巴烂，他的伤势很严重。更糟的是，一个月以后，一零一空降师才突出重围，把他送进了真正的医院。

他的骨头会重新愈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适应跳伞的强度了。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在西线的最后反攻。在那之后，德军再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攻。

伍迪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住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天天得听母亲的唠叨。拆了石膏后，他去父亲办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参众两院所在的国会大厦地下室和父亲谈起了难民问题。“我们认为，欧洲大约有两千一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格斯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8】准备对他们伸出援手。”

“任何一天都可以开始帮助他们，”伍迪说，“红军已经快打到柏林了。”

“美军离柏林也只有五十英里了。”

“希特勒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还有点理智的话，他现在就应该投降。”

伍迪低下声音说：“有人告诉我，苏联人找到了一个大规模杀戮的集中营。纳粹在那一天要杀死几百人。在波兰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

格斯严肃地点了点头。“是真的，公众现在还不知道，但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有人应该为此而被处死。”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已经为此工作了好几年。他们制作了战犯列表，正在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如果战后能保住联合国的话，有人就会因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联合国当然能继续存在下去，”伍迪有点生气了，“罗斯福以此为基调参加了去年的总统选举并赢得了胜利。几周以后，联合国大会将在旧金山举行。”对伍迪来说，旧金山具有特殊的意义，贝拉·赫尔南德兹就住在那儿，但伍迪还没向父亲提起过她。“美国人民希望看到国际合作，以保证这类战争再也不会出现。谁会对联合国的存在进行反对呢？”

“这样的人有好多呢。大多数共和党人尽管都是好人，却觉得其他国家的世界观完全和我们不同，没什么可以和它们交流的。共和党内部的极少数强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对联合国的存在。真他妈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惊，他从没见父亲这么骂过人。

“这些人在30年代策划了针对罗斯福的叛乱，”格斯说，“比如亨利·福特这样的生意人。福特认为希特勒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强大领导人，十分优秀。他们还参加了右翼组织，诸如‘美国第一’。”

在伍迪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如此生气。

“如果让这些傻瓜肆意妄为，肯定会发生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格斯说，“我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如果我能有孙子的话，我绝对不希望他也死于战争。”

伍迪的心一阵刺痛：如果乔安妮还活着，她或许已经为格斯添了个孙子。

现在伍迪连个约会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替格斯添什么孙子了——除非能在旧金山偶遇贝拉·赫尔南德兹。

“我们对这些白痴一点办法都没有，”格斯说，“但我们也许能对付范登堡参议员。”

阿瑟·范登堡是来自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他是保守派人士，对罗斯福的新政持反对态度。不过范登堡是格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同事。

“他是个很大的威胁，”格斯说，“自负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连总统有时也不得不向他让步。他的政治观点基本和我们一样，但我怕他会倒退。”

“为什么会倒退？”

“他是个积极的反共产主义分子。”

“这没什么，我们也反对共产主义。”

“但范登堡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偏执。只要他觉得我们对莫斯科卑躬屈膝，就会坐立不安。”

“怎样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们会在旧金山达成什么协议。我们同意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独立国家，这意味着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拿到了三票。我们必须把苏联留在联合国——但如果让步太大的话，范登堡会对联合国是否需要继续存在、美国是否需要继续参加提出质疑。到了那一步的话，参议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绝批准加入国联一样把联合国拒之门外。”

“因此我们既要在旧金山让苏联人满意，又不能触怒范登堡参议员。”

“是的。”

他们听到一阵急速奔跑的脚步声，这在庄严的国会大厦是不多见的。两人都转头去看。伍迪惊讶地发现，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过道里狂奔。他穿得和平时差不多，灰色双胸袋西装，波点领带，但没戴帽子。和平时不同的是，他身旁既没助手，也没特工。他跑得飞快，气喘吁吁，没看任何人，目标明确地往前奔。

伍迪和格斯都看愣了。其他人的反应也和他们一样。

杜鲁门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后，伍迪问：“出什么事了……”

格斯说：“总统肯定已经去世了。”

沃洛佳·别斯科夫乘着一辆斯图贝克U56军用十轮卡车进入德国。这种卡车制造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用铁路运到巴尔的摩，运上船横穿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波斯湾，然后用火车从波斯运到苏联中部。沃